在南方州的代表看来，纽约实在是太靠北了，完全无法让南方州对这里施加政治影响力。
虽然纽约有着种种优势，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能够平衡各方的政治势力显然更加重要。
当时的议会议员们考虑到独立战争结束后，北方州与南方州之间关于奴隶制存废的激烈争论，南方人的担忧其实也不无道理。
经过种种讨论之后，确定m国首都位置的《建立m国政府临时和永久位置的法案》获得通过，新首都被确定在美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波多马克河一带。
为了彰显公平，新首都以河上的乔治敦港为中心，由河两侧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各划出一部分地区，共同拼接为一个正方形。
受当年兵变事件启发，新首都将不隶属于任何州，而是自己独立成为一个一级行政区，进而保证当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联邦政府可以绕过州政府，直接调集兵力平叛。
虽然就这样确定了首都，但观察这个称之为华盛顿的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首都地点的选择，真的是违反了一个国家确定自己首都要思考的所有条件。
这个地区，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优秀的地理条件、辐射更多国土、更没有出色的交通环境，以及能够最大限度地抵御外敌入侵。
华盛顿这个特区本质上是一座决定定都后才建立起来的城市，毫无历史可谈，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它距离本国的大部分国土也同样很远，起不到辐射作用。而历史上华盛顿被英军攻陷的事实，也说明了它并不具备太好的防御能力。看来看去，好像也只有毗邻波多马克河，航运还算方便这一条能拿得出手了。
可以说，这个首都名称就是硬靠着当时的m国人民“砸”出来的。
跟华盛顿这个首都相比，虽然北京现在的地位也很是尴尬，时刻忍受着草原方向的袭扰，属于边境地区，但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历史上经常骚扰我们的游牧民族从西北方向转向了东北方向。
北京作为通向东北地区的门户，自然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抢占的要点，战略地位变得非常重要。
元朝统一全国后，原来的大运河被改造成我们今天熟知的京杭大运河，这样一来南方的钱粮可以非常方便地直达北京，北京的首都地位更加牢靠。
所以，朱雄英很希望朱元璋可以在自己的雷霆手段之下，直接将迁都这个想法给定下。
“迁都？”
“对啊，既然爷爷发现了现在我大明的弊端，为何不直接将都城直接迁往北平，一方面，向世人展示我大明对于征战北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南方的这些百姓释放一个信号，让他们对于北方生活更加有信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后世沿海城市发展那样迅速，但却没有一个能超过北京地位的城市存在的原因。
都说上海是留洋回来的儿子，满身都充满了洋气，一身的精致范；深圳是最小的儿子，被偏爱，聪明也发展最快，可就算是这样，他们也比不过北京这个嫡子的地位。
对比国内各个城市，客观上来说，上世纪70年代之前，英方的发展确实比我们好太多。因此在英方的管理之下，香港凭借着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在回归之后，这座城市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
而上海虽然不是首都，但却是我国极其重要的城市之一。早在国家建立之前，这座城市就有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也一直在大力支持这座城市的发展，因此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东方之珠”上海。
深圳，在发展起来之前，这座城市只是一个落魄的小渔村。但谁也想不到，这个小渔村未来会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城市，成为无数年轻人实现创业梦想的发展胜地。
杭州市这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在阿里巴巴集团的支撑下，杭州更是成了内地的互联网之都。这所古老的城市，不仅有着极为优美的江南景观，还有着高度发达的互联网产业。
同时，杭州市还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他们对于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也给了人才足够的尊重，是一个很能吸引人才的地区。
苏杭两地，一衣带水，而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和杭州，一直都是江南地区的两大旅游胜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产业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而作为首都，虽然北京是四百年古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南京、长安、开封在文化底蕴方面不输北京。
经济上北京确实繁荣过，也没有遭到战火荼毒，但是上海、广州经济更加繁荣。
北京其实在地理上接近国界，虽然市内有燕山和太行山余脉，但是并不能很好的起到屏障作用。北京的交通优势是建国后才逐步建立的，当时交通最具优势的应该是武汉这样的枢纽地带。
虽然北京在单项比拼中不占优势，但是综合来看，确实是最适合定都的城市：
历史上：北京原名叫北平，一九四九年九月改为北京，简称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周朝时，诸侯国燕就定都北京，称之为蓟。
后来，辽、金、元、明、清均定其为国都。这座着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并列为中国六大古都而闻名于世。
政治上：定都北京的政治背景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动因还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蒋政权定都南京，毛伟人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毛伟人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
毛伟人明确地讲过，蒋政府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北京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更是南陈北李建立革命友谊的地方，更适合做新世纪华夏的首都。
王稼祥曾指出，北京离社会主义阵营更加接近，离苏联更近，在当时看来相对安全，又能方便得到支持；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
北京离苏联更近，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而且也方便争取国际支持；
所以总结一下，北京显然是最合适作为一国首都的地方。
所以，既然后世的伟人们已经给咱选择了华夏首都最佳位置，那为什么不索性直接将这件事给定下来。
“迁都，咱倒是有这个想法，但迁都也不是一件小事，咱大明没有那么多钱啊。”
“那我大明的钱都在哪里？”
要知道，在秦代，中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次划时代的革命：黄金先于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始皇统一黄金的换算单位——镒（相当于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法令明确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秦半两)为下币，而银、锡玉、龟甲、海贝等均作装饰收藏之用，不得再作为货币流通。
汉代金币主要分为两类：
一为圆形饼状，实心，被称为柿子金（沈括《梦溪笔谈》对此总结道“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
二为背面中空，周壁内收，状如马蹄西汉时期，黄金明定为法定货币，计量单位由“镒”改为“斤”，银铸币偶有出现。
东汉时期，白银作为货币正式流通，而由于连年征战、局势不稳，黄金的使用曾一度衰落，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
汉代自武帝之后，币制大略稳定。
其间王莽改制，确定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钱、布为六名。钱布均用铜，故为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
王莽改币制，同时规定银货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
从唐代开始，白银的计量单位在衡制上也由“斤”、“两”并行，过渡到以“两”为主要计量单位，这时的使用形制主要有圆饼状和长条笏状。
唐代把金银铸成钱币的形式，用于赏赐、馈赠和大宗交易的支付，如开元通宝金钱和银钱就曾大量出现。
宋代，银的货币职能更加稳固，物品的价格基本都用银来表示。
白银是较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宋代银货币的主要形式为银锭和银铤，银锭主要是银大铸块，没有固定形状；银铤则是熔铸成条块等固定形状，其重数两至数十两不等宋代银铤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贡银，另一种为税银。
到大明，金银等物已经在华夏历史上流行了上千年，按着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开采，这么多年下来那也积累了不少的金银之物才对，可朱雄英硬是没有在大明国内发现这么多的金银储备，也不知道这些被挖出来的金银矿物到底到哪里去了。
后世新华夏没有那么多金银，是因为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造成大量的银子流失国外，难以找寻回来，而外国人不懂银子的价值，他们会把大多数的银子拿去融化掉。
那明呢？朱雄英只能想到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古代十分注重丧葬文化，尤其是王公贵族，他们去世后，通常会选择厚葬，除此以外，深受古代封建迷信的影响，还会将自己生前储存的金银珠宝一起带入坟墓。
据悉慈禧太后墓葬时，即便当时的国库只有7000万银两，也要筑造上百万银两的棺材，并将所有珍贵的物件都一同带到了她的坟墓。
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大明国库现在缺钱少粮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被那些有钱的王公贵族们给藏起来了。
北宋时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名词——“掘钱屋”。
类似于这种腰缠万贯，富可敌国的贵族们，它们想到的办法就要更加清新脱俗。
古人为了让蔬菜和粮食能够有更长的保质期，便在地下深挖了一个类似于仓库的洞穴。这种阴暗干燥的环境，十分适合物品的储藏。
而这类洞穴的统称就是“窖”，诸如菜窖、地窖、粮窖，有钱人们就从地窖中找到了灵感，设计了一种名为“钱窖”的洞穴，用来存放自己的万贯钱币，黄金白银。
后世，我国华县咸林中学门前的一处建筑工地里，就曾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宋代钱窖。据参加清理古钱币的考古学家介绍，钱窖中至少都有两三吨的古钱币，其中有着近二十多种宋代钱币，更有景元通宝、大观通宝、淳华通宝存世稀少的钱币。
可见这些有钱人的富裕程度，为了藏钱居然专门挖了个仓库。
所以，朱雄英认为，现在的大明并不是没有银子，而是大明国库，或者说是大明皇族老朱家没有银子。
“自然是在那些世家大族，富家豪门手里，英儿啊，你不知道，咱仓库里都是空的，可那些个世家们，仓库里都储存着钱财，唉，也不知道大明是咱老朱家做主还是那些世家做主了。”
朱元璋很是唏嘘，作为皇帝，难道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整个大明境内的事情朱元璋可能不太了解，但这在应天府内，江南等重地，朱元璋还是很了解的。
先不说那些跟着朱元璋一起在战争之中挣得战争钱的富商与新生世家，只说明朝江南文学世家，那就是一股庞大的数量。
明朝江南文学世家共有二百四十八家，主要分布在太湖核心区域附近，其中嘉兴府八十三家，苏州府五十七家，常州府二十七家，松江府二十四家，杭州府二十四家，应天府十二家，湖州府十二家，太仓州七家，镇江府二家。
从这个地理分布来看，江南地区的文学世家主要集中在以太湖为核心的区域，环绕太湖，沿太湖水系呈环状扩散，最后达到杭州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