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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是因为在上海身份暴露才转移到香港去的。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精细。这次香港的文化精英大转移，就是他们两个牵头组织的。
这天早上，换上了八路军军装的廖承志和潘汉年一大早就领着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茅盾、胡绳、胡风、梁潄溟、欧阳予倩、廖沫沙、夏衍、乔冠华、萨空了、蝴蝶、王莹等人到了军区司令部，来见刘一民。
刘一民正端着个大碗和罗荣桓、项英、叶挺、蔡中、黎玉蹲在地上呼呼哧哧喝白菜萝卜汤呢，猛一看见廖承志和潘汉年领着一群文化名人走了进来，就慌忙站起来，手里端着碗迎了上去。
潘汉年没有见过刘一民，廖承志经历过长征，认识刘一民，赶紧上前一步，举手敬礼，报告说：“报告刘司令员，先生们着急来见你，我拦不住，只好带大家来了。请你原谅！”
刘一民哈哈一笑：“你个廖承志，提前报告一声么，看看，让我在各位先生面前丢丑了吧？来来，大家进屋坐，外面冷。”
说着，刘一民就端着饭碗，领着大家进了司令部的会议室。
进到会议室，请大家一一就坐后，刘一民三下五除二喝完了菜汤，这才说到：“让各位先生见笑了，有点失礼了。本来说好我吃过饭就去见大家，没想到劳动各位先生走过来了。说不过去啊！”
罗荣桓、项英、叶挺、蔡中也都跟了进来。大家团团而坐。罗荣桓已经见过这些文化名人了，就给刘一民一一介绍。
介绍完，刘一民又问都吃早饭没有？
廖承志报告说吃过了。
何香凝是遇刺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廖承志的母亲，也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德高望重。这一见刘一民和战友们一起蹲在地上喝白菜萝卜汤，说话如此亲切、家常，就笑着说：“刘将军，要是日军的元帅、大将能见到让他们心惊胆颤的刘一民早上喝的是大碗的白菜萝卜汤，恐怕不用打就认输了。”
何香凝这是表扬刘一民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不搞特殊！
刘一民笑着说：“廖夫人。你不知道，日军中也有能和官兵一起吃饭的大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就是这样一个家伙。我听说，冈村宁次下部队的时候，不但和士兵们同吃一锅饭，还亲自拿着饭勺给士兵们打饭，和士兵们交谈，鼓舞士气。那可是个厉害家伙！当然，冈村宁次是个特例。日军的元帅、大将都是军阀，是不会和士兵们同吃同住的。那样的话，他们发动侵略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何香凝点点头。微笑不语。
刘一民扫视了一圈，才知道自己看电报时记错了，洪深没到山东来，他此时应该是在大后方的，来的是大戏剧家欧阳予倩。
梁漱溟被后世尊为“最后一位儒家”，此时他还不到50岁。这个人不光是大学者，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抗战前曾经在山东教书育人、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现在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见刘一民英气勃勃中不失赤子淳朴，梁漱溟就说：“刘司令员。抗战前我曾在邹平创办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想从乡村建设入手，以教育手段来改造社会，收效甚微。这些天，我在这一带的乡村考察，发现八路军办了许多识字班、扫盲班、干部训练班、妇女培训班、医护培训班等。还有什么汽车修理班、摩托车修理班。刘司令员，我想当面向你请教，你是怎么想到以教育手段开启民智的呢？”
刘一民回答说：“梁先生，你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成效甚微，应该说成效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部分干部战士当年就是受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走进学校的。不过，你的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明显不足，那就是覆盖范围小，性质上呢，也只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尝试。试想，依靠韩复渠的政府来支持你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会能有多大的成效呢？你问我怎么想到以教育手段开启民智，这道理大家都知道啊，不识字就如同瞎子、聋子，中国要想真正站立起来，首先就得解决文盲问题。实际上，这些各种识字班、扫盲班只是初级的扫盲教育措施。真正能让文盲的民族、国家接访、富强起来，将来还是要靠完善的教育体系，在全国普及小学、中学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让我们的劳动者都成为有文化、有修养、有劳动技能的人。”
梁漱溟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明亮起来，说话的语气无比热切：“刘司令员，你说将来要在全国普及小学、中学教育？那岂不是全国没有文盲了？”
刘一民肯定地点点头，补充到：“一个合理存在的政府，必须是维护国民权益的政府。受教育权是国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凡是搞愚民政策的政府，都是反动政府，应该被推翻的政府。”
梁漱溟是个性格倔犟、很有骨气的人物，历史上与主席交往很深，后来在建国后参加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发言中提出搞发展计划要照顾农民利益问题，还举了个例子，说是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引起了主席的的反感，不点名的予以批判。结果，梁漱溟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要求发言解释，和主席当面顶撞。以后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文革中梁漱溟写了首打油诗，说是“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梁漱溟听了刘一民的话，大有遇到知音之感，感叹道：“想不到在抗日主战场之一的山东，八路军的将领在和日寇浴血拼杀之余，还如此重视教育，把教育看的这么重，实在是难得。难得啊！”
刘一民没有因为梁漱溟的夸赞激动，沉思了一会儿，说到：“梁先生，不重视教育不行啊！大道理不说了，诸位都是大家、大儒，比我认识的深刻。就拿部队打仗来说，光凭勇敢是不行的，需要用脑子打仗，用知识打仗。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缴获了日军的飞机，如果有飞行员、领航员，就能马上起飞投入战斗。如果没有，只能烧毁。再举个例子，日军的士兵一般都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他们对武器性能的了解就比较透彻。象他们的炮手、观测手，计算坐标参数都很快而且很准确。所以，日军的大炮打的就很准。而中国军队，士兵大多数都是拉来的壮丁，文盲很多，连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迅速计算比较复杂的弹道参数了。这样一比，两军的战斗力差距就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日军在做战役计划的时候，往往以一个联队甚至是一个大队来比对国军一个师的根本原因。各位可能不知道，就是日军步兵，射击术也是非常厉害的，优秀射手占的比例很大。特别是小鬼子常设师团的步兵，你只要在他的射程内，被他看见，那基本上都是枪响人倒，不死也得受伤。因此，国军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一直维持在10比1的高比例上。可以说，国军每一次胜利，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这中间也凝结着厚重的文化教育差距的深深的悲哀！”
这话说的很沉重，梁漱溟等人都不说话了，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
刘一民可不想让这些文化名人、国之瑰宝精神上受打击，话锋一转，接着说到：“有差距不可怕，落后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能找到造成落后、造成差距的症结所在，并采取措施迎头赶上。我们山东部队主力为什么能够连战连捷？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最主要的就是想方设法提高战士们的单兵素质。各位可能不知道，自从湘江整编组建红十八团后，我军就把干部战士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地处的口号就是当学习型指挥员、学习型战斗员。攻占陕西后，我们不但编写了红军步兵训练纲要，还编写了红军小学教材、中学教材，组织干部战士学习。这些教材都是我编写的，经过在陕西的教育界的专家们审定的。经过这些年的学习，我们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干部战士一部分已经完成中学课程，其他的也都完成了小学课程。其中一部分战士还能流利使用日语，个别的甚至掌握了英语、日语两门外语。有这个文化水平，再经过专业的培训，我军缴获日军的各种装备都能马上投入使用。比如我们缴获了日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在战场上直接就列装部队了。特别是缴获日军的各类大炮、轻重机枪，当时就可以调转炮口、枪口，用日军的武器弹药来消灭日军。这样一来，战斗力自然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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