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能在秘境独立自主，称霸一方，这个王族王室肯定不缺乏实力，也有狠劲，自己如果现身，很可能羊入虎口啊。
而且，这种世代久居上位者，只怕世界观早已扭曲了吧。
王剑曾经认识过个归国留学生，此人在部门实习一段时间，成功跑路中央某部委打下手，算是技术官僚里的佼佼者，不过，却是极其吐槽那些印度同学。
在其说法里，这些印度同学本质不坏，起码不是作奸犯科的那种人，但是先天性的自我感觉良好，却是没有错的。
要知道，秘境人脱胎于汉代，从这些甲士身上，就可以看出深刻的华国特色传统。
在封建王朝的思想中，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拥有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全天下都是皇帝家的后花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朕即天下”，表面上看这句话很牛，但大臣们一解释就变味儿了。历代大臣对“朕即天下”的解释是：“皇帝的事儿，就是天下的事儿，天下的事儿，就需要天下人来管。”皇帝和谁谈恋爱，要管；皇帝和谁结婚，要管，皇帝盖房子，要管，皇帝立谁为太子，那就更要管了。上班有大臣管，下班有太监管，就是回到后宫，要再有个贤明的妃子，还得管，这样是能为所欲为吗？
但是，这得是一套成体系的制度啊。
古代皇帝治理国家讲究的是君臣共治，因为毕竟国家太大，事情太多，皇帝无论如何一个也忙不过来。这样就需要把手中的权力分出来一部分给大臣，大臣们用皇帝赋予的权力替皇帝办事，并维护皇权，但同时也会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
一般来说，关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每个朝代都会有一套严密的程序，皇帝处理事情也必须遵守这些程序，否则就会有大臣站出来反对。这些站出来的大臣，我们通常称其为忠臣。
比如皇帝要任免某个官员，就必须有合适的理由，并且符合朝廷的官员任免制度，否则就会有大臣反对，导致这个事情流产。如北宋仁宗时期，宋仁宗一次想提拔自己最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就遭到了以包拯为首的一群大臣的反对，最终也没有提拔成。仁宗对张贵妃说：“你只知道让你的伯父当节度使，你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在官员队伍中还有一种官员叫言官，言官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皇帝进谏，对皇帝的不足之处给予指正，说白了就是专门给皇帝挑毛病的。言官们只要发现皇帝有不合理的地方，立刻就会站出来指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想可以。一般来说，越是圣明的皇帝，受到的管束就越多。
技术进步会让管理扁平化，排除中间层赚差价。这样上头的指示能直接下给基层。
但是在古代，真的不行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体系的复杂性。
三个人组队，可以随机应变，遇事商量。谁是牛人谁是草包一目了然。可是人数一旦多起来，就麻烦了。人数多起来，我们就只能设置一些简单而通行的规则，让大家照此办事，否则就乱了。
朝廷制度，程序也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简单地操作和原则。这个规则，包括一整套固定的接客收钱手续，包括了不得拒载等等。然后考核标准也是一视同仁的。
一旦大范围破坏了这些规则，会如何呢？那就是体系的解体。
也就是说，复杂系统的管理，只能在简单可行的规则范围内才能有序。虽然可以偶有例外，但绝不能泛滥。而皇帝“为所欲为”，本质上就是增加规则的复杂度，给规则增加更多的例外。
技术扁平化了，也未必是好事。
哪怕某位运输大队长固然由于技术进步可以直接给士兵下达指令了，乃至还能空投手令，然而他一微操就失败。不是因为他的命令不被贯彻，而是因为他的命令破坏了规则的简单可行性。
所以皇帝必须在根本上依照规则办事，如果皇帝想修改规则，他也得缓慢推进，以尽量维持系统稳定运行不致崩溃。
崩溃了，皇帝也没好果子吃。所以传达消息的机制和官僚或可免，但分工和出主意的官僚没办法免。这样皇权仍然受到了制约，表面上是官僚体系的制约，实际上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的制约。
自秦汉时代起，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妥协集合体，皇家利益、贵族资本集团官吏利益、百姓利益共同来分国家资源这份蛋糕。皇权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甚至有时不是势力最强大的一份子，为了自己所属的利益，皇权经常搞出“宦党”来制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防止官僚体系对百姓利益的过度侵害。
当官僚体系占有庞大的资源以后，它可以随意的认爹投降而弃民族国家于不顾，最终还装无辜找个皇帝来背锅。所以历来治国就是治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很伟大也很难实现。历朝历代在面临亡国的关头权阀也是不肯吐出老百姓的血肉，他们知道，外来的不管是谁都还是“需要”他们去实施管理的，换个爹叫而已。
你个皇帝要是想革我的命我就要“让”社会大乱“民”不聊生，换了你这个皇帝。皇权不下县也就源于这里。皇帝的励精图治的理想还看有没有制衡弱化官僚体系的手段，王莽是典型的道德高地，但在利益面前屁都不是，也就“被”乱臣贼子了。高祖要不是挽救了民族构建来了现有的分享体系也就被彻底的“昏君”化了，分饼的当然是乱臣贼子，“不”为人民服务的。对百姓的侵害多与少主要取决于“中间管理层”而不取决于“最高层”。
当物质欲望满足了以后的皇帝没有哪个不是“一心为民”的，现实中的人当物质理想获得满足后也都是“充满了爱心”的，皇帝怎会例外？祸乱来自于不满足的官僚体系，它太庞大了，三亲六故的不劳而获还在不断的膨胀。只要有一天存在“不劳而获”的思想，官僚管理就会蠢蠢欲动，用“奉献爱心”、用“为人民服务”去压制其膨胀是在保证国家的安全。付钱是养不了廉，是无法满足体系的胃口的。让贪婪的官僚管理到此止步、相互制衡才能保证政体不被颠覆。
任何皇帝都可以说是“一心为民”的，被“昏君”化只是缺乏对官僚体系的控制手段，为政能力弱，背了黑锅而已。与百姓被榨取的相比，物质的个人为所欲为啥都不算，吃穿住用一个人能耗费得了多少？但百姓与此消彼长的裙带官僚比就不一定了！不特别关照自己的亲属而只为大多数服务的操守是很宝贵稀罕的，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从理论上来说，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代替上苍管理天下，自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层出不穷的造反案例告诉我们，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这句由乱世军阀总结出来的话可谓形象概括了开国之君们的上路历程，以军事实力剪除群雄、一统四海，再拉几个大旗巩固自己的天命合法性，把自己家族摆到皇帝宝座之上，直到传多几代，皇帝的军事优势没了，新的兵强马壮者取而代之。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能够征战四方的军队绝不是一个人能够直接掌控的，统一后的庞大王朝也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管好的，皇帝必须依靠制度。
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行政制度和军事制度就是国家运转的机器，而皇帝，就是使用机器的那个人。唯有依靠这个机器，皇帝才能实现权力的具体化。
因为很简单，人类是有波动性的。
波动性也就意味着随机，意味着变化，意味着超出意料外的好和坏。
社会发展是一种越来越自律的演化进程，这种演化，要剔除掉所有不确定，不稳定，非理性，波动性的干扰。于是情感就成了某种负面因素，势必最终被社会前进的车轮甩脱碾碎。
大自然世界中，一切都会从波动性中获得收益或者遭受损失。脆弱性，就是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
波动性意味着惊喜意外与惊讶。
就好像走路一样，如果每天规定好走在那，速度和方向如何，那么走路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场规定好的，毫无意外的严丝合缝。
但是，改变是必然的，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不同的有趣的事情。
动物园的动物更长寿，但野外的动物更健康。现代社会中的人如动物园中的动物，社会文明提供了人免于饥荒等死亡威胁的条件，但也剥夺了人的波动性。
短暂的饥饿对肠胃好，孤独更有利于思考和成长，经历过贫穷的富一代要远比富二代牛逼，不经历大幅度调整的股票不是好股票。
然而，现代社会给予我们的生活剥夺了我们在这些所谓负面因素中获取力量的可能，也让我们的思维方式，选择逃避波动。
人们变的急躁，急于寻找到一切方式摆脱贫穷，饥饿，单身，这样不仅不能逃避这一切，还将生活在这贫穷饥饿孤独中给予我们的礼物也一并拒绝了。
如果将小孩子束缚起来，看什么什么样子的书，每天在哪活动，全都圈定好，过上十年，基本上就傻了。
人类的波动性，大多数时候会带来厄运和不好的东西，但得到的好处更多。
自然界都是波动的，科学界先是发现光是一种波，后来发现物质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其实波无处不在，人的一生亦或者一个家族的生生世世具有波动性，人的心脏哪天不波动了，结果肯定是人没了，有波动才有传递延续。人生70年，七年一大起，七年一大伏，三年一小起，三年一小伏。从出生开始起伏波动就开始了，也正是这种波动，优秀的人可能会留恋过去，平凡的人可能因契而不舍而变得优秀。
曾经不如你学习好的找到了好工作，曾经没你帅的人找到漂亮老婆，曾经比你家穷的旅游都到了你没去过的世界各地，曾经你看不上眼的都让你望尘莫及。
在另一个时空的地球，我们都知道世界有几个大国依次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再加中国，老牌大国总有一个时期是看不起新兴大国，比如西班牙看不起英国，要不是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岂不是一直受西班牙鄙视，还有我们看到的超级大国美国，五月花号拉的还不是被主流教派鄙视的异教徒，才奔走他乡，再到后来美国的复制剽窃英国工业技术，亦或者花重金收买脑子里装着纺织机器的英国人，这都是为英国人所不齿的，以前美国人以去英国留学为荣，现在恐怕相反。在说一个能够秒杀众欧洲国家的中国，明朝之前哪个国家不知道东方有个大国，曾有一段时间欧洲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都希望来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中国来看看，然而活在过去的中国就开始堕落了，等打开国门一看，卧槽，我泱泱大国的尊严呢，这才开始反思，反思伴随的就是进步的开始，不活在过去了，就开始强大了。人如果出生在国家崛起的时代应该是很幸运。
如果你有一个家里穷的同学，亦或者是父母没什么文化，而你是教授之子女，或者是官员之子女，家境优越，回首20年你发现，他妈的他父母没文化还都矮还丑，他家祖上到现在都穷，他现在又高又帅又美又是名企管理层，还取了个白富美或者嫁了高富帅不止你惊讶，你们全家都惊讶，你家祖宗九泉之下都惊讶，他家风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