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户部的账面上，大明现在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也幸亏大明最近这几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灾荒，否则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为什么会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自己领导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大明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
难道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做皇帝的料吗？朱标当时心里就有些挫败感，他听懂了陈瑄的暗示，要不是洪武年间留下的底蕴，恐怕景泰朝已经出了更大的问题，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皇帝不会敛财。
为什么在洪武年间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能力的问题吗，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
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怎么会这样，大臣们不是都告诉自己，现在大明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洪武年间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陈瑄所暗示的呢？
陈瑄当上户部尚书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折引起了朱标的注意，那是景泰二十四年，陈瑄在户部侍郎的职位上上奏，请皇上注意到大明几十年来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难……。
朱标从那时才注意到自己所领导的帝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虽然鼓励商贾，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国家商业税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间只是多了一点。
沿袭朱元璋的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为了进一步的调动商贾的积极性，朱标进一步的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比如说：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四百余处，使商税大大简约。
而朱标又利用建立的海关，统一了税收，减轻了商贾们的负担，这一切虽然鼓励了商贾，但是无疑也打击了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另一个时空纳税人的身份来衡量一个收税者的心里，国家怎么能不尴尬呢？
因为朱标的大包大揽，朝廷不但要维系正常的运作。而且要兼顾勇王朱棣的绝大部分军需，因为这是朱标的承诺，也是维护朱棣在异族大军中的威望。这部分开支已经是很大了。
作为一个仁君。朱标每逢灾荒之年，对于灾荒之地的救济、重建都大包大揽在朝廷身上。还是皇室队伍中的成员日益壮大……等等很多种因素，让朱标陷入了为难之中。
仔细的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身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统治者，却大部分的时间用一个被统治者的思路处理事情。
而在接下来的不断了解中。朱标越来越感到对自己能力的怀疑。
历朝各代中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大头，也就是盐茶专卖。到了如今，政府却获利极少。
因为官营食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在大明，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朱标却没有正确面对这个问题，缺少经济知识的他，虽然接到了很多大臣们的奏折，言明私盐对于朝廷财政的危害，但是以为有海关，而私盐问题在另一个时空的几百年后依旧没有解决，所以朱标索性放开了价格，来打击私盐的猖獗。
价格越低私盐的利润也越低，相对而言私盐贩子就会少了很多，而价格低的最终受益人始终是老百姓，因为大家都可以吃到便宜的食盐了。
所以朱标一直的思想就是降低价格和私盐竞争，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价格差距，并一直认为自己作的不错，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柄双刃剑，虽然伤了私盐贩子的利益，但是也大大损害了官营食盐的收入。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虽然在洪武年末杀了贩卖私盐的驸马都尉欧阳伦，但是现在依旧没有改善，户部拿出四川的数据就可以说明一切了，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还不包括朝廷的官方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到了近几年，每季四川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二十万贯。不可否认的是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其他省份的茶课也是名存实亡。
按照道理说，税收本身就低，但是偷税漏税现象却相当普遍。海关虽然成立，朱标又大量的启用了兼容商贾的永嘉学派为主要官员，但是朱标从内厂受命之后，专门查探得知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
兼容商贾不一定是懂得经营，大明的海关本来就是在朱标懵懵而懂的情况下建立的，再加上他身为皇帝，不能整日把精力投放在这个上面，也没有明确的昭示，因为朱标本身也不懂得这个。
受到陈瑄提醒，朱标命令内厂查探海关的工作流程以及其弊端。才知道：在海关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
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
朱标听了之后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对另一个时空中的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嘲笑，据朱标的记忆。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儒家的宽容正是商贾们敛财的温床啊。
这样能收多少税，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分了。
而许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海关官员故意鼓励的结果，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征收来的那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内厂汇报了一个怪诞事情，让朱标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自己的政策了。
朱标不想变成一个横征暴敛的昏君，代价就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仁君了。他为了规范海关的税收政策，曾经规定海关的定额收税，由于害怕官员们以税收增高作为政绩。作为向上攀爬的主要依据，朱标曾经处理过几个收入过高，但是手脚又不干净的海关官员。
但是官员们揣测圣意之下。竟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变成了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征税多了皇上不喜欢，并揣测出皇上的税收底限，给自己定了任务。
一旦完成定额，就减少对商人抽税。在杭州有一个海关官员。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商贾往来。而在威海那里的海关官员，更是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让商人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还是商贾众多的海关之情况，从内厂的调查所得出，现在有的海关竟然入不敷出，也就是收来的税还不够海关内部发放俸禄和日常办公所用。
朱标十分惭愧，朱标也十分愤怒。朱标更感到无奈。
惭愧的是自己一个外行领导了一大群的外行，本来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在一些腐儒面前却变成了危害国家的行为，自己想把大明塑造成一个理想的朱氏王朝，但是现实就是现实，现在大明更是很少有人向陈瑄这样看的深邃。
愤怒的就是自己宽松的政策，导致了官员们的急速腐化，再加上大明的相对稳定，而自己的精力又都集中在正在进行着的大航海计划，和西方的沟通。作为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顾不了这么多，长久的安逸使官员们更加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海关官员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
而无奈的就是，自己一直拿另一个时空几百年后的想法试图改变大明，大明发展的步伐太快了，从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大明的人口又六千万增长到一万万四千五百七十六万余人，已经翻了一番就可以看出，但是又缺少必需的人才储备和软硬性条件，再加上皇帝集权之下，都在等待着自己的诏谕，所以使一切都变了味。
这时，朱标才感觉到，治理一个国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难怪历朝各代都是盛世少而乱世多了。但是这一切有借口的，唯一令朱标不能接受的是，农民的仅仅温饱却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朱标设想着大明在自己的统治之下，首先在减低税赋的前提下，朱标在景泰十三年下诏：农民缴纳田赋不必缴纳粮食，只需缴纳相对应的宝钞即可。
他以为这样免除了百姓的奔波之苦，也免除了官员的从中克扣，百姓家里有粮食，自然想什么时间买都行，而商人也会上门收购，那样可以避免了百姓受剥削，到了大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朱标会在相应的时间下诏免除农业税，或者诏谕下一任皇帝来免除农业税。那样对于民计民生都会有好处。
但恰恰就是这一条，令朱标最为伤心，因为这一条是朱标最为得意的。但也直接造成了百姓生活的仅仅温饱，还是没有余粮的储存。
朱标的出发点是好的，在衡量了各种利弊之后，根据田地亩产，终于决定将农业各种税赋合并。在改制之初，大明农业税赋除了基本税外，还要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钱（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大约有十四种附加税。
根据各种数据，朱标耗了很久。终于制定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税率。对那些少于三十亩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百姓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半成，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对一个拥有三百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农家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一成左右，也就是百分之十。
这主要是为了打击土地兼并，田地越多，所要缴纳的税赋比例也随之增加。根据这些数据。朱标准备好以后，提交内阁议论关于农业赋税折合成宝钞来交纳的议案，并迅速通过。朱标觉得。将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可能更为合适以后进行改革。
但恰恰是这个十分英明的决定，造成了朝廷和百姓两百俱伤，现在思考起来，似乎是大明准备不充沛的原因，朱标所迈出的步伐过大了。
因为既然农业税是折合成宝钞上交，那么要交纳赋税。就首先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骤然增多，导致粮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宝钞，而到了征收赋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于是价格又会上升。
这种现象在陈瑄的奏折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山东汾上县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七百文宝钞降到每石四百三十文宝钞左右，大麦则从每石四百文宝钞降到每石二百五十文左右。三个月后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钱钞，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这并非仅仅发生一个地区，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江南，这种由于交纳赋税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还要剧烈。
那么由此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朝廷是不是因为农民因为粮价降低而不得不卖出更多的粮食而获得收益呢？
恰恰相反！朝廷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妨作个假设，假如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这时候粮价是每石四百三十文宝钞，得到的宝钞是四十贯左右，上交给朝廷。而等朝廷拿到这四十贯的时候，并用于支出各种开销的时候，正好是过了税收时期，粮价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这四十贯宝钞到市场上去买粮食的话，假如粮价是七百文宝钞，只能买到六十石左右的粮食。
于是在农民那里，交的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朝廷真正收到只有六十石左右。那么当中四十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的结果。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异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朝廷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力的。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好心办坏事的故事多了，但是朱标却是明明白白、结结实实的带领着朝廷做了一回冤大头，本来的惠民之举，变成了害民肥商的举措。
他恨商贾的唯利是图，但是也明白是自己没有引导好，一个庞大的国家，的确不是一个人集权之后就能管理下来的。其中，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文官阶层的散漫和放任主义思想。
这些文官阶层不是没有思路，而是将思路全部固化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依赖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行事，少了大胆的创新，比如说海关是国家税收的一个开源主要渠道，但是到后来，却成为官员们滥装好人之地。
可能这些官员中也不乏有清廉之士，而且不是少数，但是以为领悟到了皇帝的仁政思想，就在那里滥充好人，任由商贾来往，以象征性的海关税收来表示皇上的仁德，其实这些官员得到好处者不多，从内厂的各方面密报中就可以看出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