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师接着开始安排座位，他的方法也很特殊，仍然是男女同桌，我们过了童年阶段的青涩，很多人是很愿意与女生做同桌的。那些男女同桌画“三八线”的做法，是幼稚的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沈老师不但每周进行一次全班大组的轮换，还要进行个别同桌的调整，或者小组之间也会进行适当的轮换。据我后来猜测，那时候的中学严防的是早恋现象，这样的轮换是沈老师的独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早恋的发生。所以，我们班的同桌特别不固定，几周后很可能大变样。当然，第一天我们是按照个子的高低来安排第一次的座位的，女生安排好后，男生再安排。每一组第一排的同学都被安排了班级职务，沈老师岔开做安排，把大组长和小组长、班长和副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和卫生委员等委员，以及各科学习课代表进行男女生搭配的分配，这些都是第一排和第二排的同学担任，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考入这所中学的成绩决定的，因为那张大红榜上没有公布考试成绩。直到一个月后我才知道，沈老师没有像其它班的班主任那样按照成绩安排班级的各个“小领导”，但是后来逐渐的在全班学生各科成绩变化中，慢慢的才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所以，我虽然坐在中间第五排，看来那时我在班里算是高个子。但是，沈老师特别提出由我做纪律委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沈老师后来对我谆谆教诲的话也有一些相信的成分。也许是他知道我调皮捣蛋，所以才特意安排我当纪律委员的，这样我也可以时刻提醒自己。
但是我的好动是改不了的，所以大概在初二的时候，沈老师忍无可忍的撤了我的纪律委员。中学阶段我一直是全校纪律最差的学生，保持了六年，我估计在这所中学还健在的老师记忆中都会有我的名字，只是因为我不守纪律。但是我只是不守课堂纪律，还没有打架斗殴、违反校规等等极其恶劣的行为。毕竟我归根结底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我的胆子还是很小很小的。
其实我不是一个厌倦学习的孩子，至少在初二之前，我也是全班中的佼佼者的存在，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排在全班前几名的。我分析了我学习逐渐跟不上的原因，是在初二时开了物理课之后。刚开始我对物理没有任何抵触心理，但是有一次老师讲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有点不明白，于是在课堂上向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在行驶的汽车上从手里自由掉下一个石子儿，在汽车仍然运动中，石子儿是要掉出车子的。老师具体怎么给我讲的，我现在都忘记了，但是老师讲的我始终不能理解，为此老师罚我站在全班最后那块黑板报前听了整堂课。从此后，我对物理极为厌烦了，也是因此到现在我对这个车子里掉下石子儿到底该落在何处仍然不知道。即使谁给我讲，我也不明白。理科就是数理化，物理的成绩一落千丈让我特别讨厌理科的每一科。
我是由姥姥带大的孩子，所以在潜意识里我从来不以很坏的标准评判别人，这是姥姥一直教诲我的做人道理，所以我就认为很可能是我的智力在理科学上很有问题。高中分科时我只好选择了文科，因为我的理科成绩实在是太差了。也许是从初二开始的物理学科对我的影响太深，以至于我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后来也只是读了个中专。现在的我倒是非常后悔，但是已经晚了。从前我总是想，我作为一个城市平民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年纪，我那没有文化的父母是给不了我有用的教诲的，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只有一个：毒打。他们异常坚定的相信古人说的那句话“只有棍棒之下才能出孝子”，所以他们要的是孝子，其他的不重要，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孝顺，是他们那个认知水平唯一的需求。所以，我长大后始终认为我的没有前途，是父母一手造成的。
或许是因为我的放松，让我最终成绩下降了，这不怨别人，我也在后来人生的几十年中深刻的反省了。
不说这些了，还是进入我的主题，讲一下我在这所中学度过的青少年时光吧。那时的故事，对现在的我仍然具有无法忘怀的情结。
其实初一和初二的时光都很短暂，因为我们还是懵懂无知的孩子，日子很普通，也很无聊，一天一天过的很平凡和简单。沈老师对我们可能的早恋防范很严，所以除了学习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这对沈老师来说很有成就感，当其他老师都在头痛的谈论班上的某个男生与女生关系暧昧，沈老师从没有这种疑虑，他很自信自己的班里这些孩子们只懂得学习，其它的一概不知。
初三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们基本上都进入十五岁，只有三两个稍大一点的接近十六岁，还有两三个稍小一点的还不满十五岁。好像从升入初三开始，我们班的孩子们马上开窍了。不仅仅是学习上开了窍，全班总成绩始终在全年级排第一位置，虽然有几个像王照全、刘俊这样不爱学习的同学拖了一点后腿，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同学的成绩格外出色，所以我们班稳占整个初中阶段的第一名。初三时，我们班更加出色了，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同学占据第一。
沈老师自然很得意，我们班的德育和学科能这样突出当然是他的功劳。
虽然初三临近毕业了，但是每年清明节的扫墓活动仍然是正常举行，不像现在的初三和高三，到了毕业考的那一年除了上课什么也不参加。扫墓我们很喜欢，因为那也是一次春游，是学生时代很少的外出活动之一，有的时候也包一场电影看。当年的课外活动很少，最多的也是在校园里踢足球和打篮球，但是有这几项爱好的同学不多。
我们扫墓在清明前，学校有专门负责的老师打听好天气情况，然后组织开展。但是，提前一周左右学校就发出了通知，让孩子们准备好了水和食物，扫墓当天是在外面解决午饭的，那时没有这么条件好，更没有好多的饭馆，所以水和食物要自己带好。这样的情形现在的孩子很向往了，可是那时我们都是走着去烈士陵园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阔气，雇不起大汽车，就只有委屈学生了。我们班的学生也有生活富裕和较差的分别，那些富裕的孩子带午餐肉、汽水，还有饼干之类的各种零食。而像我这样家庭条件差一点的孩子就只有带干馍馍或者红薯、熟土豆之类的，水也不是饮料或者矿泉水，就是一个军用水壶里装满的开水而已。我的家连面包都买不起。
我初三那年的三月中旬，春天的气息已经很浓了，开学之后，我们就开始盼着去扫墓了。这时候已经是王波转学来了，是他带着我们开始喜爱足球运动。我记得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在学校外稍微潜伏半小时，等学校门卫撤了，我们再悄悄的翻墙头进入学校，在初中部楼前的那个很大的足球场踢足球。但是春天地面很泥泞，我们踢足球有点少了，所以就盼着天气赶快热起来，让地面干一点，我们又可以继续在足球场上疯玩了。
但是，天气却越来越不配合我们的想法。开始成天的下着连绵的细雨，地面的积雪在雨水中慢慢的消融着，足球场上根本不能踢足球。
眼看着清明节快到了，气候很反常，因为白天很热，所以树叶已经开始泛绿，春天的景象很明显了。但是一冬天下的雪还在城市中的很多角落里，融化的积雪汇成了黑色的“小溪”，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中流淌。我们这里独具特色的春天每年都这样，是很难过的一个季节。
快要扫墓的时候，难得有了一个好天气。王波在下午的第二节自习课上就开始招募踢球的人，最终召集了十几个男生。放学后，我们仍然躲在学校门外的那个军区大院里，看着门卫尽职尽责的守着校门。半个小时左右，全校的师生差不多走干净了。我们从军区大院的一堵矮墙处翻进学校，在足球场很快分成了两拨，属于我们的活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