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九十六章结案
蔡确得到陈安民的供词，心中窃喜，掰倒宰相，名动天下的机会到来了。
与他一同审案的是御史中丞邓润甫，对蔡确的做法一直颇有微词，如今蔡确却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陈安民招供了，特意来约他一起去告诉赵顼。
邓润甫压根没有察觉到这是个圈套，对蔡确说，“未敢上殿”，劝告蔡确不要冒然惊动赵顼。
另一边，邓润甫却利用给赵顼讲课的机会，控告蔡确在乱搞，借机告诉赵顼：“相州狱甚冤，大理寺实未尝纳赂。而蔡确深探其狱，枝蔓不已。”
“窦平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全肤，皆衔冤自诬。乞早结正。”
恰好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也上书，说窦平等人在御史台狱受到刑讯逼供。
赵顼“甚骇异”，所以当蔡确隔了一天来见赵顼，准备汇报陈安民招供不讳、宰相吴充涉嫌受请托一事的时候，行至殿门，被合门使告知，皇帝拒绝见他。
随后，蔡确便接到赵顼手诏：“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王中正，据见禁人款状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
这是大宋法律中，为防止出现冤案、错案而设立的最后一道防线——凡是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
所谓录问，就是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的流程。
然而官场套路深不可测，为了应对这一切，蔡确早就做好了巧计安排，设计了烟雾弹。
当赵顼派的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王中正前来复合录问的时候，周孝恭、潘开等一干嫌疑人，除了窦平还在喊冤，称原供状内“十有八事皆虚”外，其余人等竟然全都服服帖帖。
黄履和王中正面面相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是这种情况，争议这么大的案子，犯官们无论被问到什么，竟然都唯唯称是，这情况实在是罕见。
没办法了，只好验看众人的身体，因为邓润甫之前举报说蔡确刑讯逼。
结果一检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拷掠之痕则无之”，显然，这些人并未受到严刑拷打。
邓润甫之前所说的，如今看来，完全是不实之词。
所以当黄履和王中正录问完毕后，回去向赵顼报告，说除了窦平，其他人等都没有喊冤翻供，而窦平本人身上，也不见拷掠之痕。也就是说，邓润甫的话，有水分。
于是赵顼反过来开始对邓润甫等人生出不满，认为他们在对蔡确造谣。
事情来了个大反转，蔡确趁机哭诉，上书赵顼反告邓润甫与上官均，说他们明知陈安民有请求执政的情节，却有意为之开脱，又“恐臣论列，故造飞语以中伤臣”。
在最后那次录问当中，二人又“意欲开诱罪人翻异，而罪人了无异辞”，陛下派遣的黄履与王中正，完全可以为臣作证。
于是赵顼以“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为由，罢了邓润甫的御史中丞之职，出知抚州；
以“不务审知，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知所言。”为由，罢了上官均的权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知光泽县。
蔡确却因此再次获得擢升，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而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蔡确不简单，他知道后面有录问这道程序，所以，他隔三差五把这些人拖出来，进行录问模拟考试。
如果有人翻案，对不起不及格，回去暴打一顿，继续虐待，然后重考。
经过二模，三模，不停地来模拟录问这套程序，最后陈安民等人都被搞出条件反射了，你再怎么问，也不翻案了。
鬼知道你这是真的考试还是又是模拟？
所以当皇帝派人来真正开考的时候，啥都问不出来。
而且蔡确知道肯定会有人就此案打他的小报告。
这就需要让赵顼判定小报告不真实。
怎么做呢？
想要让别人真话失去信用，最好的法子，就是在那人的真话里掺点假，让整个真话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蔡确骚就骚在都用自己不开口，便让邓润甫和上官均乖乖掉进自己的陷阱里。
原来那次邓润甫夜里在御史台听到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并非对窦平等人的讯问，而是蔡确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
他故意误导了邓润甫，让他以为是在拷打窦苹等人，其实是安排御史台官员审讯其他案子的犯人。
扳倒了身边的绊脚石，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之后，蔡确开始对更多的“相关人士”动手了。
首先开始审讯“潘开行贿案”，逮捕了陈安民的外甥、大理寺评事文及甫。
文及甫恐惧，供认曾将大理寺复核相州案一事，禀告过他的岳父、宰相吴充，吴充也允诺，会关注此事。
这道供述，与陈安民的供词一致。而且文及甫还供称，曾嘱托太常博士吴安持过问相州案。
紧跟着，蔡确对之前不支持工作的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也实施了逮捕，并恫吓他：大理寺的法官已供认受了你的风旨行事，你还不认罪？
刘奉世心里疑惧，称自己的确曾经受到了吴安持的嘱托。
刘奉世为什么就会接受吴安持的请托呢？原来刘奉世以前供职于枢密院，当时是枢密使吴充的下级。吴充拜相后，便奏请将刘奉世调入中书刑房，任检正公事一职。
而吴安持，正是吴充的儿子，前朝宰相王安石的女婿。
这就又抓到了一条大鱼。
到这里，蔡确将目标锁定在吴安持身上，奏请逮捕吴安持问讯。
但神宗皇帝顾及宰相吴充的身份，没有答应逮捕，“特免追摄”，由制勘院“遣人就问”。
吴安持恐被逮系下狱，承认亦曾请托过刘奉世。
受牵连的还有前宰相韩琦之子，时任三司副使的韩忠彦。
因为当时朝廷为了照顾韩琦，特意让韩忠彦知相州，方便照顾老父亲，相州案的判决书上有他的签字。
在蔡确的梳理下，案情变成了如下：
陈安民在任相州签书判官时，主审此案，判决失当；
又因害怕旧案被驳正，便向他的外甥、大理寺评事文及甫请托。
文及甫受陈安民之请，又转托于他的大舅子、宰相吴充之子吴安持。
吴安持受托，嘱咐跟吴家关系密切的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帮忙。
刘奉世复暗示大理寺法官裁定相州案并非失入杀人。
大理寺法官窦苹、周孝恭承刘奉世风旨，遂认定相州案的原判不存在过错，驳回周清的质难。
事情经过和关系链条，完整了。
元丰元年五月，案子结案。
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粮料院；
太常博士吴安持夺一官，免勒停，冲替；
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
三司副使韩忠彦赎铜十斤；
大理寺详断官窦苹追一官，勒停；
大理寺详议官周孝恭、大理评事文及甫，冲替；
自余连坐者十余人。
宰相吴充因其子卷入案子而上表请退，阖门待罪者三四次，最后在神宗催促下才上朝视事。
而这个处分结果公布后，蔡确还不满意，多次率领御史登对、上书，说对吴安持的惩处太轻。
蔡确之所以盯着吴安持不放，自然意在其父吴充。
然而就在蔡确春风得意穷追不舍之时，一封来自郑州的弹章，让事情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