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深冬季节，天还没有亮，紫云和翼坤就起了床，点亮桐油灯盏，煮好了一锅红苕。吃过之后，翼坤捞起蚊帐看了一眼熟睡的中伟、文刚和春晴，把文刚伸到被盖外面的手轻轻地塞进被窝里，才到对面的屋里小声给文辉说：“文刚他们起来，就带着他们吃饭，就说我们走人户去了。”文辉答应着，紫云夫妻二人，吹熄了灯，开门出去后，又回头轻轻把大门关好，就匆匆地赶到村办公室去。原来研经街上枪毙人，廖紫云和白翼坤得到通知，要和断桥村的地主份子们一起去陪杀场。廖紫云两口子虽然心中愤怒，但“在人矮檐下，哪敢不低头”。到了村办公室外已经站好了还活着的地主份子12个。白翼坤都认识，桂花儿，身材高大，枯瘦如柴；邱雪桥，老态龙钟。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脸色惨白，总是低着头。大家的衣着都破烂不堪。女人都没有梳头。这一队人除了白翼坤外，都面如死灰。白翼坤想得不同，今天有了到乡里的机会，她要向乡里的干部喊冤，她不相信共产党里会没有清官。
廖文刚当时虽只有7岁半，但非常机警。他母亲关门时，他已经醒了。他想叫醒二哥，又怕大哥听见，轻轻摇了两下，中伟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文刚明白，父母亲这一阵都在挨整，天还没有亮就出门，又不叫醒他们弟兄，肯定有什么大事，他必须去看个明白。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又不敢点亮灯，摸到自己的衣服穿好，摸着妈妈做的小棉鞋，也穿上了，系好鞋带，站起来，到灶房揭开瓦钵，抓起两个红苕，轻轻开了门，又轻轻关上后，边吃红苕边走路。外面一团漆黑，他有些害怕，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似的疼，但他知道，父母亲就在前面不远，他便壮起胆子，往前追。他到村办公室时，人们还没有走，他明白，父母被人管着，他不能去找他们，也不能让别人看见，他就躲在小树林中，等队伍开拔后，才远远地跟在了后面。他可不知道这是去刑场，反正父母在哪里，他就朝哪里挨。他父母站的地方外面就是长着麦苗的土地，地边上的灌木林上都挂着红薯藤，那是这个地方农村人的习惯，挖红苕时，就把苕藤挂在树上，等干了以后，打成面，和在潲水里喂猪。廖文刚就趴在这里的灌木丛中，为了怕被人发现，他的头伏在一根大柏树根旁边，只露出两只眼睛。父母们的队伍，都面朝台子，背对着廖文刚。
廖文刚远远地看见，有一个人走上了台子，他讲了些什么，完全听不见，只见他在台子上站了一会儿，就有人出来了，几个穿军服、戴军帽的，还有四个穿老百姓衣服的人走在旁边并站到高板凳上。有几个农民穿着的人，到台子上去站了一会儿，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到台子上，一会儿，四个老百姓装束的人和几个解放军，朝文刚父母他们站的地方走来了。越走越近，文刚这才看清，四个穿老百姓衣服的人，是被绑着的。一个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个戴顶瓜皮帽，弱不禁风的样子，还有两个比较壮实。这些人被押到操场边上的地富反坏的人丛中来了。这时有民兵用上着刺刀的枪在人丛中，扬了几下，喊道：“向两边退！”地富们便慌忙朝两边让。那四个被绑着的人，站到了中间。文刚的父母和这四人靠得最近，大约只有十几步。这四个人，面向着文刚方向，廖文刚看得清清楚楚，都神情呆滞，一脸茫然，看不出是悲还是喜。坝子里，则口号连天。廖文刚听得清楚的是“打倒地主阶级”，“地富反坏必须规规矩矩！”“谁敢破坏只有死路一条！”
不一会儿，就有四个背着枪的解放军跑步进场，站在被绑人的背后十多步远的地方。有人高喊：“跪下！”四个被绑的人都面朝着廖文刚跪下了。又有人喊：“执行！预备——”四个军人都举起了枪。廖文刚不明白，这是要干啥呢？那四个人，有一个瘫了下去，被民兵拉起，重新跪在地下。两旁的地主们，不少人全身都在抖，像风中的树叶，有的瘫倒在地。坝子里的群众都一阵骚动，许多人都朝着这边看，站了起来。只听有人高喊：“放！”四支枪同时开火，声音震人心魄，子弹从廖文刚头顶呼呼飞过，廖文刚吓得身子紧贴着地面。
群众散去后，公安员才来给地主们训话。这位公安员，身材高大，穿着农民服装。他讲话的内容是要大家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不服从改造，搞破坏，只有死路一条。他讲话时，白翼坤想，这是一个好机会，邱正益，不给路条，她到乡政府来的权力都没有。管他三七二十一，死马也要当活马医。等公安员讲完话，他高声说道：“我是贫农！冤枉啊！”公安员诧异地看了她一眼：“你的牌子呢？”“被邱主席撕去了。”“出列！”廖紫云也说：“我也是贫农！”白翼坤走上前说：“公安员同志，你要给我做主！”公安员对廖紫云说：“也出列。到我办公室去说。”断桥的武装队长说：“廖紫云、白翼坤，老老实实跟我回去！”“你们要是乱说，就会罪上加罪！”白翼坤说：“公安员同志，我们真的是贫农，我原是断桥村的妇女主任白翼坤，不会乱说！”公安员对断桥的民兵说：“把其他的人带回去吧。”又转过脸对廖紫云夫妇说：“跟我来！”翼坤夫妇就跟着公安员向区政府走。廖文刚看见，也钻出荆棘丛，尾随而来。
这天是研经的赶场天，又是将到中午时分，赶场的人，都在往家里赶，街上人很多，廖文刚既怕跟掉了，又怕被公安员发现了，就不即不离地在人缝里钻，直到看见他们三人进了熊公馆——原来是熊克武的公馆，现在作了研经区政府。这地方廖文刚走过好几次，也好认，门口一对大石狮子，张牙舞爪的。廖文刚不懂也不认识那些字，走到门口，望望石狮子和高大的石梯、漆黑的大门，不敢进去。廖文刚看见石狮子旁边，正有一个大爷在卖甘蔗，就靠过去站在旁边等。廖文刚看那大爷，白发苍苍的，样子很慈祥，就喊了一声：“老爷爷！”那老大爷仔细看了一眼廖文刚说：“这是哪家的小把戏呀？这么小就会喊人，真乖！”说着，他就随手抓起一根小甘蔗，用一小把谷草使劲擦几擦，用小刀很快地剔了剔，砍成三段，给廖文刚说：“小把戏，我请你。”廖文刚却不伸手去接，说：“妈妈说的，不能乱要别人的东西。”
那大爷说：“这可不是你乱要，这是我请客，你妈妈，是谁呀？”廖文刚说：“白翼坤。”老大爷说：“我看你妈才进乡政府去了。你妈是好人呀！以前她就在场口卖油，我有钱没钱，他都会给打满一瓶。我的甘蔗，你可以吃。”廖文刚这才接在手里，但并不吃。老大爷说：“你吃吧，等会儿你爸爸妈妈出来，我有的是甘蔗请他们。”廖文刚说了“道谢了”，才慢慢吃起来。老大爷见文刚吃完一筒，又塞给一筒。等那根甘蔗吃完，文刚才见父母亲眉开眼笑地出来了。廖文刚扑上去喊：“妈妈！伯伯！”翼坤大吃一惊，赶忙迎上来：“老三，你怎么在这里！”“爷爷请我吃了甘蔗！”白翼坤说：“你谢过张大爷没有？——他们也来了？”“我一个人来的。”那大爷说：“廖紫云、白大姐，你有一个好聪明的儿子！”白翼坤说：“张大爷，谢了！”张大爷说：“谢什么！我谢你还谢不完呢！”张大爷把削好的甘蔗给他们三人一个一长节，文刚父母接在手里，翼坤说：“谢了，谢了，现在真是口干舌燥。我两口子身上半文钱也没有。”张大爷说：“三穷三富不到老，你有这样的儿，不用愁。”
文刚一家三口谢过张大爷，往回走。翼坤问文刚：“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们走的时候，我就跟出来了。”紫云问：“你这么小的来干什么呀？”廖文刚说：“我要来看哪个打了你们，长大了，我要用甘蔗敲他的头！”翼坤说：“你不光要记住那些恶人，还要记住张大爷，还有今天给我伸冤的袁吉安区长，他听了我们的情况后说‘你们回去，我马上给你们纠正，共产党有错必纠’！”
断桥小学搬到了邱家祠。这个地方离廖文刚家有三里多路。过了鸦鹊口，就上一个山梁，山梁向右逶迤而去，可以看见断桥河，然后往左拐，下坡过了一个大土，就是学校。这是邱家的祠堂，背靠石崖，面前一个方土坝，三面都是田地。邱家祠，虽然不大，却修得像宫殿似的，檐牙高啄，屋脊中央有球饰装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祠堂只有三间可作教室，一间作办公室。这一期，研经小学的周泽文校长，到学校来检查教学情况。周校长只有20多岁，长得中等个子，大头方脸，显得精明慈祥。他在热烈的掌声中给同学们讲话。他激情满怀地说：“新中国建立才三年多，国家百废待举，最需要的是能干事的人才，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好了，长大了，为建设和保卫新中国出力！”他最后说：“已经要到期末了，我们决定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不及格的要补考。”
周校长走了不几天，断桥小学举行了期末考试，完小还派了人来监考。廖文刚考了双百分。有8个同学数学不及格，学校发完通知书，就要在最东边的教室里进行补考。邱正林和邱东全就给廖文刚说：“靠操场有一个狗洞，是用一个石板挡住的，请你就蹲在那里，做不起的题，我递出来，请你做好，递给我。”等同学们都走光了，刘老师一个人在里面监考，廖文刚就坐在教室外的狗洞边，他们递一道题出来，廖文刚很快做好，就递进去。直到考试结束。后来补考的都及格了。邱正林给廖文刚说：“太感谢你了！你这脑壳怎么这么好用？”廖文刚说：“把老师讲的想清楚。”下学期开始，廖文刚当上了这个班的学习委员，直到初小毕业。
过完年之后，一个多月，廖紫云一家就断了粮。幸好，门口的青菜还长得叶绿茎肥，这一家人又过上了顿顿吃青菜，并且没有盐的日子。不吃饿得慌，吃了又清口水直冒。廖紫云和文辉暗地里商量，去偷或者去抢，干脆约起一些无法活下去的人，找条生路，匪都是逼出来的。总不能让全家人都饿死吧！他们决定先礼后兵。
天一黑尽，紫云、文辉敲开了邱正益的院门。邱正益一家人都在：邱大娘、邱正益和他的三妹邱云霞、邱正益的新婚妻子万桂芳，都围着一张八仙桌，在桐油灯下吹牛。紫云父子站在堂屋门口，邱正益问：“你两爷子有啥子事？黑丁巴沙的来这里。你们不是到乡里告了我吗？又能怎样？”邱大娘说：“快请坐，三妹，抬凳子。”邱云霞抬过来一条长凳，文辉说：“多谢！我们现在没有心思坐，也不想来说空话，我们家已经断粮四天了，我们也要活下去，求邱主席指条生路。”“你们家真的断粮了？”邱大娘问。廖紫云说：“我一家六口人，三个只会张口要饭吃的，我和白翼坤有多少时间能用在自己的生产上？又不准我外出找钱，我们一家怎么活？”文辉说：“邱主席是明白人，没有活路的人，命，要不要是小事。邱主席看着办吧。”邱大娘在旁边仔细端详着文辉，听得眉开眼笑，她发现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小伙子，不等邱正益开口，就说：“必须有饭吃，三妹，去撮几升米给文辉拿回去！”一会儿邱云霞提了满满一小袋米出来，大约有三十斤，文辉也不道谢，扛在肩上就走。紫云道了谢后说：“请邱主席给我们一条生路。”邱大娘说：“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这事过了两天的夜里，廖发祥开会回来喊道：“幺叔，幺叔！”“有事吗？”翼坤问。“有好消息了，刚才邱主席读了上头来的通知，说‘廖紫云服从管制，决定摘掉坏蛋的帽子，生活困难，卖给三百斤供应粮。’”“真的？”“当然是真的！”廖紫云一家除了三个睡着了的孩子，都很激动，廖紫云说：“滚他妈的‘服从管制，摘掉帽子’，应该给我们正名伸冤！”白翼坤说：“你想想，袁区长也一定要问邱正益，邱正益要坚持，袁区长也只好折中一下。能这么快的就解决，很不错了！我们又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了，这可是我们一家的大事啊。”这一家人虽不满意，但他们家的生活毕竟又走出了绝境。院子里又摆起了篾活摊子。这年五月间，翼坤又生下了老五国忠。
一九五四年的农历二月十四日，第二天就是文刚九岁的生日。每年这几天都要刮大风，据他母亲白翼坤说二月十五日是李老君的寿诞，众位神仙都要腾云驾雾去给老君菩萨做生。虽然这不过是传说，可是，这一天的风的确刮得叫人心惊胆战，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风就在山谷间嘶鸣，在树梢头咆哮，有时像沉重的叹息，有时像悲愤的哭泣。一会儿变成狼嗥，变成虎吼。草房上的茅草被大把大把地撕下来，抛向空中，又旋转着向四下里飘撒。山坡上的流沙被一团一团地激起，又漫天飞舞着向人迎面掷来。田里的水颠簸着，向行人的脚下扑去。路上的甘蔗壳、枯枝败叶、丢弃的杂草、纸团、竹片、烟头、果皮，被风一股脑儿卷上天空，又胡乱抛扔下来，一时间似乎整个大地都被这些东西笼罩着。特别到了风口上，那风就像要把人揪到天上去似的，文刚几次抱住树子、抱住山道上突出的石楞，才没有被吹倒吹走。房前屋后的竹林，就像行九叩头的大礼似的，一会儿整齐地俯下身去，一会儿又全都昂起头来。回到屋里，那风就追到屋里来威吓，有时房子“嘎嘎”直响，像要被摇散架那样的恐怖；有时房子“虎虎”直叫，像要被掀上天去一样的叫人毛骨悚然。在厨房里吃饭，烟尘就像洒胡椒面似的直往碗里扑。几弟兄只得伸开手掌，把碗捂住，或者干脆把碗放到桌子下去躲避尘灰。
文辉先吃完，从妈妈怀里接过几个月的小弟国忠，走进堂屋，放在靠墙的柜子背上。那是一堵很高的封尖墙，上部呈三角形，就充当了草房的“人”字架。又一阵大风袭来，那草屋似乎是被谁向上一举，又随即被从高空扔下来，盖在墙上一样。那高墙，立即颤动起来，文辉吓得本能地向堂屋的门坎外一跳，“墙要倒”三个字才说出了一个“墙”字，那堵高得可怕的墙便“轰然”一声倒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烟尘如云团腾起，满屋弥漫。一团破布，也飞上了房梁上。那高墙尖顶上的泥团砸到厨房的门坎上，又碎成拳头大的泥块直向厨房里溅去，翼坤抱起春晴，喊了声“快！从后门走！”中伟等便冲出烟尘，到了房背后。
翼坤忽然问：“国忠呢？”文辉这才回过神来狂吼道：“幺弟还在柜子背上！”翼坤急得直跳直叫：“我的幺儿呀！快救人呀！”这时王玉容来喊文刚上学了，文刚说：“你，先走，我要，看幺弟……”玉容说：“你不是怕狗吗？”“我今天不怕了。”玉容迟疑地走了。发祥一家人都出来了，万大嫂说：“救人，不能用锄头，人在哪个地方？都用手抱泥块，用手往下刨！”文辉指出了大致的地方，翼坤忍不住大声哭喊：“快呀！我的国忠……我的幺儿呀……”
大家七手八脚，很快柜子就现出来了，没有看见国忠，只看见柜子外面的边被砸裂了。文辉奇怪地自言自语：“人，怎么不见了？”文刚见墙泥块搬开了，也挤了过去，扶住柜子说：“在柜子里头。”紫云说：“完了，柜子都砸破了，那么小的人……”那个柜子里装着小半柜子大米，翼坤哭道：“快打开，快救国忠呀！”文辉打开了柜子盖，只见国忠坐在米里，耷拉着脑袋，眼睛半睁半闭的。翼坤伸手进柜子去轻轻抱起国忠。说：“我的幺儿呀，伤着哪里了？”翼坤抱着国忠走到院坝里，仔细察看，仅额头左侧有小孩的手指长的一块擦痕。大风也好像发够了淫威，渐渐小了、停了。翼坤说：“文刚去上学，向老师讲明情况。文辉、中伟，照顾春晴，收拾屋子。我去找医生。”一家人分头行事。发祥一家都来帮助文辉搬墙泥、扫尘灰。大家又七手八脚地在菜地里找出一小块好土，挖泥碎土，和水踩泥，用木匣子做土砖；砍竹剖篾，用竹片编夹泥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