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拉贝和曼斯坦因他们的工厂，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被日军客气对待的话，那么像魏特琳女士的情况就并没有拉贝他们那么好了。
魏特琳女士，此时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代理校长。她自从1919年被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招聘之后，就开始了在南京二十多年的生活。
由于淞沪会战结束后，南京就位于上海的后方，魏特琳女士敏锐的察觉到南京有可能会变成战场的可能。
于是，她连同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朋友，开始美国大使馆建议，想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好给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
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
随后，魏特琳女士加入到由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总工程师拉贝先生提出的南京安全委员会当中，并且成为了发起人之一。
再然后，魏特琳女士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并得到他们的承认，开始建立安全区。
然而，在1937年12月1日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召集所有还在南京城内的美国人，警告他们，说再不撤离南京，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再保证他们的安全。
魏特琳女士当即坚定的拒绝撤离，并且在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跟她一起在证书上签字的，还有当时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易斯·史迈士。
刘易斯·史迈士当众宣称，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无疑是逃跑，怯懦的表现，他想要留在南京，为这里的人做一些事情。
与此同时，金陵大学副校长美籍教授贝德士当时和家人还在日本度假。在战争爆发之后，他非但没有庆幸自己躲过战争，还与家人告别，返回到了南京。
就在魏特琳，刘易斯·史迈士先生和贝德士先生在承诺书上签字之后，魏特琳女士就在国府的支持下，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的土地，建立了国际安全区。
此时，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当中的学生已经开始西迁，大部分外籍教职工已经离开南京，甚至已经离开了中国。
两所大学加起来，只有十几名外籍老师，被留下护校。
这其中就有魏特琳女士他们。
也正是有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大量的难民才机会进入到了国际安全区避难。
其中，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为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安全区。
而这，也让日本人盯上了。
他们都清楚，这个所谓的国际安全区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里面有大量的难民和女性。所以在城破的第一天，他们就盯上了这里。
一些日本兵拿着武器，想要闯进安全区当中，结果被赶来的老师阻止。
那些日本兵，还保留了最后一丝理智，没有对这些外籍老师使用武器，可是他们依旧选择用拳头，枪托对着这些老师实行殴打。
可即便这些老师被打的头破血流，也没有后退。
直到旁边的西门子工厂内的拉贝听到这边的动静之后，紧急赶来才驱散了这些日本兵。
而拉贝赶来的时候，看着暴行，他一个年迈的老者也没有办法上去阻止。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举着他手里的护照，高声的喊着“德意志”，喊着“希特勒”。那些日本兵就会立马变得老实，有礼貌起来。
亦或者，这些日本兵也会骂上一句，就像老鼠一样逃窜。
为了保护这个国际安全区，拉贝和曼斯坦因决定，让一名德国的工程师过去看着点。
一旦有日本兵再来找麻烦，就让那名工程师用刚刚拉贝的办法，去驱散那些日本兵。
然后，随着国际安全区的名声越来越大，就有越来越多的难民往这边跑。
直到后来，国际安全区接纳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魏特琳他们当时预想的人数。
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陵女子大学，她们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的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甚至直接睡在室外的草坪上。
而魏特琳女士，就像是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
为了保证她们不会被随时跑过来的日本兵骚扰，魏特琳几乎24小时都待在学校里面。
除了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他们建立的安全区是在城内，在城外也有新建立的安全区。
其中最大的就是江南水泥厂难民所。这里主要是接纳南京郊区栖霞，江宁，汤山，句容的难民，以及溃散的国府士兵。
江南水泥厂难民所的负责人是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
卡尔先生利用自己德国人的身份，负责和日本人交涉，而辛德贝格主要负责难民所内部的事情。
他们不光救助了三万多中国军民，还阻挠了日军想要焚烧工厂附近的摄山镇。同时也帮助了栖霞寺建立的难民所。
其实，这两个人原本是受到中国厂家的邀请，前来出售他们公司的机电设备。
但是却遇到战争，于是他们两个主动要求留下来，承担了保护江南水泥厂的任务，并且建立了难民所。
这些外国来的传教士，教授，或者是商人，他们不光建立了难民所，救助了例如88师孙元良，邱清泉，廖耀湘在内的国府高级军官之外，也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首先，孙元良被魏特琳藏在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安全区内；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了金陵大学管理大楼的顶层密室；廖耀湘被卡尔藏在了江南水泥厂难民所馁。
负伤的飞行员王光汉被拉贝藏在了家中，并且这些人也都被他们秘密送出了城。
同时，贝德士以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新闻稿《南京一瞥》。
美国记者德丁等人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新闻稿，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与鼓楼医院偷偷拍摄了反映日军暴行的电影记录片，电影胶片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
1938年1月23日，由获准离开南京的美国牧师费奇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即送柯达公司冲印，复制了4套，成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实录影像。
在这些铁证前，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