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962年11月
北京木樨地 中央政法干校
跟着于老头学习，让田之雄每一天都妙趣横生。
老师从来不正襟危坐地给他授课，每天带着田之雄到处溜达，甚至在大街上乱逛，溜达累了便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教学内容就是听老于头讲故事。
他对他老师的过去产生了浓厚兴趣，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各种事件的细节讲得头头是道，如临其境？是什么样的阅历让他举起例子来如数家珍？这些例子有国民党军统的、中统的，也有美国中情局的和更早的战略情报局的，有苏联格鲁乌的、克格勃的。
学习方法也是田之雄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通常是于老师讲个故事，然后出几个问题让田之雄思考后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行动失败；或者让田之雄设身处地化身当事人，面对当时的情形如何判断，如何决策，如何找到对手的破绽。而最让田之雄深深敬佩的是，看似错综复杂的事件，他老师三言两语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出原因。
一天吃完晚饭，老师带着他在运动场转圈散步，信口讲起军统刺杀汪精卫的一段往事。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人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并公开发表叛国投日的电报。蒋介石密令戴笠暗杀汪精卫。为此，戴笠组织军统得力骨干，组建了特别行动组，以号称“军统第一杀手”的陈恭澍为组长，还有戴笠的贴身护卫王鲁翘、军统教官余乐醒等共十八人，号称“十八罗汉”。戴笠亲自在香港的临时指挥中心坐镇，并将武器迅速运到河内的军统站。
经过特别行动组的侦察，得知汪精卫全家住在河内南朗街27号的一幢独立小楼。在往面包投毒、在浴室里放毒气、在外出途中截杀等几次行动未果的情况下，陈恭澍担心已打草惊蛇，故决定在1939年3月20日夜发动突袭式强攻，闯入27号院，武力刺杀汪精卫。
当夜，陈恭澍亲自开车并坐镇车内指挥，由王鲁翘、唐英杰二人翻墙入户刺杀，另外四人担任外围策应。行动开始，王、唐二人直奔汪精卫住的北屋卧室，却发现门从里面反锁，根本撞不开，于是便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借着屋内的灯光向屋内的一男一女连开数枪后匆忙撤离。守在外面的陈恭澍等人，听到院里枪声、人声大作，极为紧张，见王、唐二人撤出便开车飞驰而去。
直到次日，内线传来情报，告知汪精卫夫妇安然无恙，被射杀的是汪的秘书曾仲鸣夫妇。原来曾仲鸣夫妇住在郊外旅馆，当夜才搬进27号院，汪精卫把主卧室让给了曾仲鸣夫妇。阴差阳错导致行动失败。
故事让老师讲得绘声绘色，田之雄听得津津有味。
于鼎话音一转，问田之雄：“你给我分析分析，第一、此次行动的组织能力怎么样？第二、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不够好？第三、行动失败的原因何在？”
经过几天来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加上十几年来实践工作经验沉淀和反思，让田之雄的思维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懂得了一些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他胸有成竹地答道：“第一、该次行动组织严密，后勤保障充分，情报获取渠道畅通，这些都是做的好的；第二、现场指挥也就是组长，稍显急躁，体现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在决定突袭前没有再次核实目标，导致曾夫妇搬进去并换房间的情况没有掌握；其二是杀手撤出后，组长没有核实目标是否死亡便匆忙率众撤退；第三、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行动失败，一是对情报的确切掌握和核实；二是细节把握出了问题。应该除了第一组两人突击外，再加派两人作为第二组一同进入楼内，一方面作为第一组的掩护和策应，另一方面一旦第一组失手还可以组织第二次突击，毕竟楼不大，人手够，时间也够用。”
田之雄望了望专心听的老师，又摇摇头补充道：“射杀后，连门都没进去，射杀目标也没有确认，太不冷静了。这次失败不仅让前面的充分组织工作白忙乎一场，更要命的是会为今后的行动增加许多难度，因为目标警觉了。”
于鼎的小眼睛里浮现出一丝笑意：“孺子可教！”又问了一句：“你的上司是不是陈振忠？”
“对呀，他一直是我们处长，我的好些想问题的方法都是他言传身教的。”
“嗯，陈振忠思维缜密，你应该好好向他学。”
“怎么老师也给他上过课？”
“哈哈哈”于鼎大笑起来：“小子，你以后应该叫我师爷！”
于鼎点评道：“你刚才的分析大致不离谱，但我真正欣赏的是你居然拓展了我的问题，不仅提出了解决方案，还预料了可能产生的后果。不错，小子。”
他收敛起笑容又说：“的确，汪精卫到南京后，军统又策划了几次暗杀计划，都失败了，有两名少将级的特工被76号处决了，一个叫戴星炳，一个叫吴赓恕，都是在细节上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讲的课，务必要重视细节，这都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军统里也不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大特务，也有为国牺牲的烈士。不光是针对汪精卫，军统局还曾对汪伪政府的许多高官和大汉奸进行了很多暗杀行动，对汉奸卖国贼起到了震慑作用，为国人拍手称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大量的特工人员以身殉国或者被捕。这些特工都是受过训练的，他们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却在总部的强硬命令下像飞蛾扑火一样牺牲掉了，殊为可惜。有些任务纯粹是戴笠为了取悦老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哪怕代价惨重。由此可见，军统让人传得神乎其神，其实有些工作手法很粗糙，人员构成也是鱼龙混杂，但有一点军统还是头脑清晰的，那就是：秘密工作服从于公开工作；特工任务服从于政治大局。那些特工也是为国家为民族壮烈牺牲的。”说完，抬起头看着满眼星空久久无语。
田之雄一直有个感觉，觉得于老师以前一定在军统做过地下工作，而且辈分挺高，甚至认识戴星炳、吴赓恕，否则，他怎么会对这些这么熟悉。他很想问问他的老师，最终也没敢开口。
接下来的日子，于老头每天讲的案例也从个案，逐步扩展到战略情报实例，比如“二战”期间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计划的多渠道获取。
一提到“巴巴罗沙”计划，田之雄顺口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于鼎盯着他问：“你都知道什么呀？”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制定的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我看过好多关于二战的书，我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书……”看着于老头犀利的目光，田之雄知趣地闭了嘴。
“那你知道苏德战争之初，苏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何在吗？”
“嗯，那是因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苏军没有准备；嗯……还有，就是苏军内部大清洗造成高中级军官大量损失。”
“不对！”于鼎摇摇头，“那是西方历史学家的反共偏见和恶意揣测。”
于鼎语气坚定说到：“斯大林和苏联早有预判，苏德之间必有一战，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只是缓兵之计。苏联的备战规模是十分惊人的，1939年苏联的军事拨款占到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了1941年就占了近一半。你能说苏联没有准备吗？”
田之雄张口结舌，没想到这于老头对这样的数字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苏军在开战之初之所以节节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战略误判和对新的战争形态的不了解。”于鼎又问：“你知道格鲁乌吗？”
“是苏军的情报机构吧。”
“对，格鲁乌是俄文字母缩写的简称，全称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它的情报渗透能力比克格勃还厉害，二战中许多着名的间谍网都是它建立和掌握的。”
于鼎点起支小雪茄，深吸了一口又问：“你知道在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格鲁乌的局长每天必听两次的情报汇报是什么吗？”
田之雄听得入神，猜道：“是敌人军队的集结调动情况？”
“不，他每天必听两次欧洲各地公绵羊的价格情况。”
“公绵羊？羊肉价格与战争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说的战略误判。格鲁乌的情报专家认为，德国是个可怕的对手，但德军要进攻苏联广袤的国土，绝不是几个月能够完成的，必须吸取拿破仑失败的教训，必须应对苏联冬季的严寒。为此，德军要大量采购羊皮袄，这就意味着有数百万头公绵羊被宰杀，大量超过正常需要的羊肉会涌入欧洲市场，引起羊肉价格大跳水。因此格鲁乌密切关注欧洲各绵羊产区的动向，收集各地的绵羊数量、集散地、屠宰中心以及市场价格等变动情况。同时还派出情报员费尽辛苦搜集德军采购适合寒冷地区的燃油和擦枪布的情况。可是直到战争打响，欧洲的绵羊肉价格都没有异常波动，德军使用的燃油和擦枪油的配方也没有变化。格鲁乌虽然从各个渠道了解到了德军大规模集结，甚至掌握了德军行动的代号，仍然向苏联政治局担保德军尚未做好开战准备。结果你都知道了，人家希特勒盲目相信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和闪击战的威力，无视苏联国土的广袤纵深，更不了解在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下人民的钢铁意志，觉得三个月就能解决掉苏联，根本就没打算把战争打到冬季。从这个例子你可以更深切地认识什么是情报和情报分析。”
田之雄恍然大悟：“老师的意思是说，一个好的侦查员应该是个通才，应该具备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军事等基本的专业知识，从各种渠道收集、整理、分析、判断，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是主观臆断。”
于鼎又夸了一句：“孺子可教！切忌预判在先，然后用各路搜集来的情况来佐证自已的预判。”
得到于鼎夸奖，田之雄借势问了一个他一直以来迷惑不解的问题。
“老师，有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我在省厅办案时，抓获过好几个来内地与潜伏敌特接头的派遣特务，您说，现在技术那么进步，电话到处都有，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那不是很危险吗？”
于鼎一晒：“你知道对于情报人员而言什么最重要吗？”
“情报人员当然是获取情报最重要啦。”
“错，情报人员最重要的是安全！敌方如此，我方也如此。电话都是有线的，极易被人监听，国际长途更是监控重点，用电话联系基本等于泄密。别说电话了，即便是专用电台密码收发都不保险，有矛就有盾，有电波就能截获，有密码就能破译。因此，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最笨的办法，面对面！你说现在技术很进步，我告诉你，即使今后科学再进步科技再发达，最保险的方式还是一对一见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电线那头是谁。所以，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要在电话里谈论机密，哪怕一个字也不行。”
田之雄重重点了点头。
就这样，田之雄学得越来越起劲，眼界开阔了许多，分析判断能力提高了好几个台阶，跟于老头也越来越亲近，有时甚至敢嬉皮笑脸地跟师父开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