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妄第一次发现弟弟江澈的体检报告时，冰箱冷冻层的冰霜正在融化，黏腻的水珠顺着柜门蜿蜒而下，在盛夏的出租屋里氤氲出潮湿的凉意。那张皱巴巴的纸被压在速冻饺子和过期半年的火锅底料之间，胃癌晚期的诊断结果像一柄生锈的刀，缓慢地割裂了他血管里涌动的血液。
他记得那天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很遥远，塑料椅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江澈正蜷缩在沙发上午睡，骨节嶙峋的手腕垂落在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外，腕骨上还留着高三最后一场篮球赛时摔伤的淤青。江妄盯着那张比自己年轻七岁却苍白如纸的脸，想起十八岁那年暴雨倾盆的夜——父母车祸身亡的遗体在殡仪馆里泛着青灰，十六岁的江澈攥着他的衣角，睫毛上结着冰碴般的泪珠：“哥，我只有你了。”
而现在，诊断报告上的生存期预估是三个月，可江澈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压在餐桌的玻璃板下，墨迹未干。
江妄开始疯狂地接夜班。他在建筑工地扛钢筋，凌晨三点蹲在脚手架下啃冷掉的馒头时，听见工头用方言骂他“不要命”。血丝从磨破的手套里渗出来，他却盯着手机里不断跳动的存款数字笑——那是江澈偷偷藏起来的化疗费用，被他在床垫夹层里翻到。弟弟总以为他不知道，就像不知道他每晚都站在医院走廊里，透过IcU的玻璃窗看那些插满管子的病人，然后蹲在安全通道抽完一整包烟。
“哥，这周家教工资发了两千！”江澈总在饭桌上把红烧肉夹进他碗里，眼睛亮得让江妄喉咙发疼。他低头扒着碗底焦黑的饭粒，听着弟弟用雀跃的声音编造谎言：“学生家长说我教得好，下学期还要给我涨工资呢！”江妄知道江澈在奶茶店打工时晕倒过三次，最后一次店长塞给他三百块钱辞退费，说他的脸色白得像鬼。
初雪落下的那晚，江澈在浴室里吐了血。暗红的血块溅在瓷砖上，像一簇开到荼蘼的玫瑰。江妄撞开门时，看见弟弟正用湿抹布拼命擦拭着那些血迹，瘦削的肩胛骨在单薄的睡衣下剧烈颤抖：“对不起哥……我不小心打翻了番茄酱。”
江妄没说话。他沉默着把江澈抱到床上，手指陷进对方硌手的肋骨里。暖气片发出嘶哑的嗡鸣，月光从生锈的防盗网漏进来，在江澈眼睑下投出蛛网般的阴影。江妄突然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冬夜，九岁的江澈发着高烧蜷在他怀里，滚烫的呼吸喷在他颈侧：“哥，等我有钱了，给你买带地暖的房子。”
此刻他翻出藏在衣柜深处的病历本，声音比窗外的雪还冷：“为什么骗我？”江澈的瞳孔猛地收缩，手指揪紧了洗得发灰的床单。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所谓的肠胃炎、所谓的兼职太累、所谓的“最近在健身所以瘦了”——在这个瞬间土崩瓦解。
“治疗费要三十万。”江澈忽然笑了，嘴角的梨涡里盛着月光，“哥，你记得吗？十年前爸妈的赔偿金刚好三十万。”他的指尖抚过江妄左眉骨上的疤痕，那是父母葬礼当天，亲戚们争抢赔偿金时砸碎的玻璃瓶留下的，“你说那是给我读大学的钱，谁都不许动。”
江妄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当然记得自己握着菜刀挡在保险柜前的模样，记得那些亲戚骂他是“疯子”，记得江澈缩在墙角哭得喘不过气。那笔钱后来变成了弟弟的学费、变成了出租屋的押金、变成了他深夜胃痛时舍不得买的进口止痛药。
江澈开始频繁地陷入昏迷。某个暴雨夜，江妄背着他穿过三条街去急诊室，冰凉的雨滴顺着弟弟垂落的手腕滴进他后颈。急救室的红灯亮起时，护士递来病危通知书：“他三天前就拒绝用药了，说要把钱留给你创业。”
呼吸机的声音像钝刀切割着空气。江妄跪在病床前，额头抵着江澈冰凉的手背。监测仪的曲线突然剧烈波动，江澈的眼皮在氧气面罩下颤动，干裂的唇间漏出气音：“哥…箱子里…给你的…”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
葬礼那天下着细雪。江妄打开弟弟藏在床底的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四十八个手工信封，每个都标注着日期。最早的信封来自确诊当天，泛黄的便签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太阳：“哥，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和你做得好像，要是能再吃一次就好了。”最后的信封里是张皱巴巴的存折，余额显示二十九万七千元，附着一张超市促销单背面写的字：“哥，春天要来了，给自己买件新外套吧。”
铁盒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照片。七岁的江澈穿着不合身的初中校服，踮着脚给十五岁的江妄别上重点高中校徽。那是父母去世前最后一张合照，相纸背面用铅笔写着稚嫩的字迹：“我要变成和哥哥一样厉害的人。”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江妄把脸埋进弟弟常盖的那条毛毯里。毛毯上有经年不散的消毒水味，还有一缕很淡的茉莉香——那是江澈十八岁生日时，他站在超市货架前犹豫半小时，最终用加班费买下的洗衣液味道。
后来江妄总在傍晚去天台看日落。第八十九次夕阳沉入地平线时，他打开手机里珍藏的语音。江澈的声音混着医院仪器的滴答声，温柔得像那年盛夏冰箱上融化的冰霜：“哥，别哭啊…下辈子我做哥哥，换我来疼你。”
暮色吞没了最后一缕光，三十万的存折在风中哗哗作响。江妄终于明白，原来有些人的一生，从相遇开始就在倒数离别的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