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至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等景观，此次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据传，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因害怕而不敢逾越。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疑为患有恐高症也。
哪知，章惇沿孤木信步轻易就走过去了。这还不算，章惇又用一根长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于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书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采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惊骇得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闻之，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在后世人心目中，甚至化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蹚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时即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已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此诗为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七月离徐州赴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游览了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 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实则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诗中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的，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前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即宋时“三司副使”之简称。
苏轼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自己，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解释了一番，觉得这样显得礼貌些。毕竟，老蒲是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的族人，退一步说也算是在异地为官的老乡。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看时，果见一股甘冽的泉水正不断地向外喷涌。
相传，此泉仅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为此泉赐名“润德泉”。
治平元年（1064）八月十一日，时近中秋。
这天晚上，苏轼夜宿于凤翔府府学值夜。夜来无事，遂将苏辙寄来的《赋园中所有十首》，写了十首和诗。睡梦中，梦见与苏辙同游南山，二人兴致大炽，一连作了几十首诗。一觉醒来，作诗的余奋尚在，诗却荡然无存，只记住有一句“蟋蟀悲秋菊”。“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无人惊岁晚，唯有暗蛩悲。”于是，携着梦境，提笔又写了这首诗。
《苏轼诗集》中，这首诗被定名为《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在这里，我们参照苏轼自注，此诗可暂更名为《蟋蟀悲秋菊》。
原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而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吟咏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在前六首和诗中，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
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人的王文诰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诸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在这一问题上，两位文人大学者尚带有“文人相轻”之嫌疑。
是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辍，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
因此，顺带着点评一下纪晓岚，我们认为王文诰同志还是够格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秋，西夏军大举侵犯西部边境的静边砦。
时任转运使兼任一路的经略使陈述古（字密直）与副总管刘几议的进兵意见不合，军队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边境地区的居民更是惶恐不安、人心汹涌，震动了三辅一带。
在汉代，长安附近的地区被称为“三辅”。?“三辅一带”是指汉代负责治理京畿长安附近地方行政事务的三个长官的合称，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所管辖的地区。其中的“?京兆尹”?负责长安城内的行政事务，?“?左冯翊”负责京畿地区的东部，?“?右扶风”负责京畿地区的西部。这些地区共同构成了汉代京畿长安附近的行政管理体系?。
就在三辅振动之际，在苏辙写给哥哥的信中，甚至称颂哥哥善射，兄弟俩此时甚至也想弃笔从戎，上阵杀敌为国守边，“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朝廷派王素（字仲仪）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渭州（北宋时辖境相当今甘肃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泾源等市县地）。边境的士兵与老百姓听说了王素要来，一时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军队也变得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旗帜飞扬，鼓角响亮，羌人当天就撤兵遁去。
要知道，王公下车伊始只不过是设宴慰劳了守边的将士们而已。通过这件事，让苏轼知道了老臣名将对于国家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作用。
王素这个人，字仲仪，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名臣王旦之季子，其子名王巩。赐进士出身，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又迁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定州、成都府、开封府、许州。英宗治平初，召拜端明殿学士，出知渭州、成德军。神宗熙宁初知太原府，官至工部尚书，谥“懿敏”。
十月下旬，苏轼给眉山老家的一位布衣之交杨济甫去信，告诉老杨本年的腊月十七八就要罢任凤翔府，离开岐下了，今后二人将离得越来越远了。那位在一起共论过唐史的青神县的的老乡、妻王弗的兄长王道矩，寄信说不久要来凤翔府看望自己。
因为道矩没说自己何时动身，苏轼只得在信中告诉老杨，让他再来信时把王道矩的行程告知一下，主要是怕王道矩来到凤翔府后见不到自己。
冬月初四，应韩琦之请，苏轼到陕西路察看。
苏轼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地方正在征刺义勇军，每三户人家中选择其中一户人家必须出一人丁，刺以为义勇军，以至于地方上忧愁怨恨的老百姓哭诉声震动朝野。
次日，正是冬至。
苏轼借先王在冬至与夏至这两天关闭关卡，禁止商旅之人通行，君主不问政事的先例，上奏英宗皇帝要重视国家的休养生息之理，万万不要再去劳烦百姓。
这时候，苏轼的老乡，曾举荐过二伯父的孙拚去世。
孙拚，字梦得，初名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举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尚书吏部郎中、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关于此人，苏轼曾讲过流传于家乡的他的故事：
据说，孙拚曾与一个学子同赴科举考试，路过华阴时下雪，路遇一老妇两鬓如雪不知从何而来，坐在雪地里竟无丝毫畏寒之色。那个学子习以为常，没有理会，而孙拚却将随身所带的数百钱送她。走了一段路后，学子后悔没施舍老妇，转回时老妇已不见。
这一年，孙拚以第三名高中，而那一位学子却至老死也未考中。
仲冬时节，凤翔任上已满三年的苏轼，将要罢任还朝听封。
这时，太守陈公弼邀请苏轼到凌虚台上相聚饮酒。回想起与陈太守在一起共事的日子，苏轼才认识到老陈实乃“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此时此刻，两人正在凌虚台上，“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凌虚台》），前嫌尽释。
不仅如此，在这里，苏轼还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陈太守的四儿子陈慥。
对于前段时间的羌人来犯之事，苏轼心中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虽然王素的到来使得三辅复安，但苏轼还是希望朝廷能对西夏发动进攻，用武力教训一下来犯之敌，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所以，在此时给弟弟的诗中说到，“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
“吾従天下士，莫如与子欢。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同上）苏轼与弟弟的兄弟情贯穿着二人的一生，后面还会经常论及。此时的二人，一个在陕西，一个在京师，分别已有三载。苏轼觉得，兄弟情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周至县的南界是芒竹，因芒水之曲多竹林，凤翔府东南二百三十里，就是司竹监的所在。
“司竹监”就是当时掌管植养园竹的机构，凡是宫中百官所需竹器的竹子，均是司竹监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适逢司竹监官司年例烧苇，烧苇也是为了给明年的新苇萌发提供草木灰的养分。
苏轼正好碰上官家烧苇时在苇园里会猎，于是就在此观猎。“主人置酒聚狂客，纷纷醉语晚更哗。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观猎后还分食了烤熟的野味，豪饮一番而归，“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最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归家后还作了这样的诗句。
自从当年在京师东门的一别，如今二伯已仙逝两年多了，在苏轼眼里，这一切如同梦寐。适大堂哥苏不欺迁葬父亲至眉山永寿乡高迁里墓地之时，行将离任的苏轼，在官舍里为亡伯苏涣写下了两首挽诗，“至今如梦寐，未信有存亡”（《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腊月十七，二十九岁的苏轼在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任满，离任返京候选，终于离开了歧下这片呆了三年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