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妻贤夫范
朱根福平时都在厂里很少回家。由于在厂里当了个小组长，多少管点事，也就很忙，再加上由于自己的成份不好，只要有一点什么“运动”，首当其冲地就会成为“运动”的对象。因此，在厂里总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就是平时休息时间，因为厂里经常学习开会，回家的时间也不多，加上他一共十个人的一个家，平时基本上就是李翠菊一个人支撑着。朱谢恩夫妇尽管也在家里，但因为年龄也比较大了，基本上不大管事，他们也不想管事，以免妨碍媳妇对整个家的操持，只是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朱谢恩曾对罗瑞花说：“家里这么多人，媳妇也很辛苦，我们就不要给她添麻烦了，让她放手去管，不要过多地去干预她，给她增加思想负担。我们帮着她做些家务事就行了，这样也就是帮她减轻负担了。”罗瑞花也理解李翠菊的难处和辛苦，听了自己男人的话后，对家里的事，基本上都只是帮李翠菊当当参谋，一般不决断事情。人们常说：“婆媳难处”，但罗瑞花和李翠菊两婆媳却相处得很好，两人尽管也会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产生不同看法，但都是相互礼让就过去了。因此，朱根福对家里的事非常放心，从不担心家里会有什么事让自己放心不下。也因此，他在厂里的工作精力非常集中，工作表现非常好，处处带头，从不计较，虽然本人成份不好，但厂里还是让他担任了生产小组长，并且他所在的生产小组在他的带领下，几乎是年年先进。因为表现好，他本人也就没有因为自己的成份问题受到太大的影响。
朱根福在厂里的工作总的来讲还是顺顺利利的。当然，顾了厂里就顾不了家里，对家里的责任，朱世禄尽得很少。越是这样，朱根福就越是觉得自己作为男人，没有尽到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也就越想要为家里分担一点负担。朱根福知道，如果几个读书的娃娃都留在家里，家里的负担更重，妻子也会更辛苦。同时，他也想到镇上的学校无论是教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肯定都会比柏林中心校强一些。因此，朱根福便想让二儿子朱世寿到龙台镇的中心校去读书。朱根福认为这样既可以使二儿子多学一点东西，又可以减少一些家里的负担。妻子李翠菊想想丈夫的考虑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丈夫的意见，征求两人老人家意见，朱谢恩夫妇当然更没得说的，他们也同意让二孙儿朱世寿到镇上去读书。
家里已经有了六个娃娃了，如果再生，不仅妻子年龄大了危险，生下来后家里的负担也更重。在生老六朱世财的前后，厂里以及公社和大队都在宣传避孕和节育的一些知识，朱根福听了后，也就动了心，心想，自己已经有了六个娃了，不应该再生了。后来，他又听说有人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对身体没有一点影响，也就在心里暗暗地想，应该让妻子去做一个绝育手术。在农村人的思想里，很大程度上都认为生娃娃是女人的事，因此，很多男人都不愿意去做绝育手术，而是让妻子去做。虽然女人做绝育手术比男人做绝育手术麻烦，相对而言危险性也要高一些，但农村里的人不般不会去想这些。除了认为生娃娃是女人的事外，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做了绝育手术后，要影响身体。而在农村里，男人是全劳力，如果身体不好了，劳动也就会受到影响。
朱根福虽然是厂里的工人，但农村男人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存在。为了避免妻子再怀孕，在二儿子要上学的前两个月，朱根福专门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让妻子到镇上的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并且自己专门在家照顾李翠菊。朱根福想，这也算是自己为这个家、为妻子尽的一点本来应尽的责任。
李翠菊知道可以做绝育手术后，本来早就有这种想法，但因为朱根福不提出来，她自己就不好说，担心朱根福起疑心。在中国妇女的身上，背负着的，不仅仅是家庭的沉重负担，还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贞洁和操守。
有人曾说中国妇女背负着“神权、父权、夫权”三座沉重的大山，实际上，不育（不生育）、非婚育（没有结婚就生育），也同样是背负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大山。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则更是农村妇女的致命大山——如果一个女人在生活作风方面有了流言蜚语，那么她这一辈子也就被彻底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因为有这种风险，所以李翠菊才有这种思想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