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研中学的师生，接到了上级通知，周坡的仓库，粮食已经装不下了，要把周坡的米运到金峰，然后运到井研，再往往外调。
刘真老师在班上动员说：“粮食大丰收了，周坡的仓库装不下了，又不通公路，粮食运不出来，上级要求我们，背上行李，住到金峰，搞一个星期。把米运出来。同学们，一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二要珍惜粮食，要做到颗粒不撒，三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全校师生，便背着行李，排着队伍，高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向金峰奔去。路越走越高，一路走去，全是红土地。路边出现了高大的松树，同学们都觉得新鲜。四班的沈富友，家就在金峰，他的哥哥沈富祥在本校六一高读书。还有周德东等同学，也是金峰的，一路上，他们就给同学们介绍金紫、金峰。据说这地方，曾经盛产黄金，经常见到紫气冲天，所以一个乡名金紫、还有一个乡名金峰。到金峰时，已是中午。六零初一班被安排住金峰小学。同学们放好行李，走出街口，欣赏金峰的山光水色。
金峰坐落在半山腰上，前面还有更高的周坡十八重山，下面沟壑纵横，有梯田，有水塘，有竹篱茅舍，鸡犬之声相闻。沈富友说：“现在是秋天，只有满坡的菊花，要是春天，满山遍野的桃李花，真像桃花源哩。”刘长清说：“我们井研，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山如螺髻，水如绿丝绦，四季鲜花不绝。”同学们闲逛了一阵，都回到自己班上，听候安排。
刘真老师在驻地召集全班同学开会，他说：“这个地方，山高水远，有工友煮饭，得有同学挑水。学校要求，每个班抽一个同学负责挑水，一天每个人挑十挑，看哪个同学主动承担这个任务。”连问了几遍，都没有人回答。刘老师正要再动员时，陈学文举起手说：“我来挑水！”陈学文是全班身体最棒的。他知道刘真老师，对他没有好印象，上学期的操行是丁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老师的认可。刘真老师看了他一眼说：“行啊，你一个人可不好偷懒，每天的任务十挑水。”陈学文说：“我保证完成任务！”刘老师又说：“我们搬运粮食，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大跃进，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大力气来，力气这东西，用了还会来，睡一觉，力气又回来了。而且，越用越大。休息时，就把书拿出来，复习功课，这也是劳逸结合嘛。”
大米的正式搬运工作，从第二天开始，但陈学文的挑水工作，却要马上进行。刚步行了半天，人都成了强弩之末。同学们，看着陈学文抖擞精神，挑着黄色的木桶，大步走出学校门，横过金峰街，走上下坡的弯曲山路，直走到水塘前。这段路，少说也有一公里。下坡容易，挑着空桶，陈学文走得飞快；廖文刚是从小抬水长大的，知道上坡的艰辛。陈学文上坡，肩上压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开始还扁担颤悠悠，上到街口时，已经一步一顿了。这时的陈学文满脸通红，光头上也冒着热气。王绍全说：“鲁智深，歇歇气吧。”陈学文喘着气说：“干活路，越歇越想歇，倒了水，空桶，就是歇气了。”陈学文把水倒进了厨房的大水缸里，又挑着桶大步向水井走去。
第二天，吃过早早饭，老师就领着同学们踏着晨露向周坡进发了。他们的工具，大都是一根口袋，或搭在肩上，或缠在腰间；没有口袋的，就是一条裤子，绑住裤脚。也有个别背夹背儿的。去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勃勃，有劲儿欣赏绿水青山，学鸟叫蝉鸣，大家的步子迈得飞快。一路上，只听脚步“咚咚”响，歌声笑声满天飘。可回返的时候，就不同了，每人身上，都有了二三十斤米。用口袋的，就圆圆的一团，或压在肩头，或横在后颈脖下；用裤子的，则胖胖的两条腿，像板枷似地环在两肩。同学们大都低着头、弓着背，人都似乎矮了一截。放眼望去，周坡到金峰的大路上，运粮大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开始队伍还较整齐，走了三四里路，队伍就时断时续了。
同学们都自由组合，体力差不多的人走在了一起，或三人一堆，或五人一群地向前移动。同学们的脸，都红扑扑的，女同学的脸上都沾着鬓发。年纪小力气小的，就把粮袋放在路旁，站着休息一会儿，然后，提起米袋，弓身放到肩上，又弓着背，向前追去。这样的队伍，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了整整七天。只不过，越到后来，这支队伍就越显得疲惫，脚步声越来越小，喘息声越来越大。
新调来的几位男教师，都用箩筐或口袋挑米，林开德、李永毅，陈禄生、陈忠珩等青年教师，脚步咚咚响，经常走在最前头。李素文和傅昌和、宋万英三位女老师，都用口袋背米。她们的背上都圆圆的一团。满脸通红，满脸汗水。她们走得很慢，渐渐地和廖文刚这些小同学走在一起了。这一堆小同学里，有王绍泉、郭茂清、廖清风、曾翠香、卫莹芳、沈富友。他们都在慢慢地走。宋万英老师当时教六零初二班和四班的语文，还担任四班的班主任，认识廖文刚和四班的同学。廖文刚看见宋老师，就说：“三位老师好。”四班的同学齐声喊：“宋老师好！”李素文老师说：“宋老师，这么多同学认识你？人缘不错嘛。”宋老师指着李、傅二老师介绍道：“这位是教高中语文的李素文老师，这位是教高中俄语的傅昌和老师。”同学们都喊：“李老师好！傅老师好！”几位老师回答着“同学们好”，就和同学们边走边摆龙门阵。
廖文刚问：“李老师是哪里的人？听口音和我们差不多。”李老师说：“我是回龙场的人。”廖文刚说：“我们挨得很近。我是断桥河的。我们经常赶的场有松峰场、回龙场、研经湾、观音场。”这时，后面几个大个子，“咚咚咚”地追上来了。他们是尹洪林、殷正清、卢泽文等。他们都挑着一百来斤，脚下虎虎生风。他们见了李素文等三位女老师，都放下担子，说：“给我们，我们挑得起！”三位老师都说：“不，不，不，我们也要锻炼！”同学们不由分说，抓过三位老师背上的口袋，把米倒进了自己的箩筐里，把空口袋还了三位老师，挑着担子，“轰隆轰隆”向前奔去了。廖文刚说：“我们也冲！”几个小同学，弓着腰大步往前跑。大个子们都笑了，说：“你们能跑赢我们呀！”说着，一阵风似地卷过去了。几个小同学，累得放下米喘气。
黄芙蓉说：“哪天我们也能长他们那么高大就好了！”廖文刚说：“会的，我们要长来超过他们！”廖输诚说：“我们长，他们也长，怎么赶得上？”这时，李吉吉和袁永林也赶过来了，李吉吉说：“男的长到20岁，女的长到18岁，个子就不再长了。”黄芙蓉说：“廖文刚和王绍泉还可以长7年，我们两个还可以长5年。一定赶上他们。”廖文刚说：“袁永林，比我还瘦小，扛这么大一砣！”袁永林说：“瘦是瘦，有肌肉，看我的腿，比你的粗。”他们一路，你一句，我一句地摆着龙门阵走，连累都忘记了。
陈学文挑水，规定的任务是每天挑十挑，但实际上，安排的人，每人十挑根本不够千多人用，陈学文二话没说，坚持每天挑二十挑水，他很希望刘真老师能够认可他、表扬他，可是直到运粮结束，刘老师对陈学文却只字未提。陈学文并不失望，他相信，用自己长期的行动，一定能改变自己操行丁等的命运。
大约在九月底，学校又接到上级通知，全校师生要去烧钢炭。学校专门组织师生员工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使同学们懂得了烧钢炭原来就是继承革命先辈张思德的事业。为什么叫钢炭，有人解释，因为是拿来炼钢的，所以叫钢炭。也有人说：“因为这种炭，有一定的硬度，能敲得“当当”响，很像敲钢锭的声音，所以叫钢炭。学校采取高中生和初中生搭配的方法。因为烧钢炭，首先得要砍树伐木。而且这种树是青杠树，差不多有钢铁那样硬。小同学是砍不动的，他们可以当下手，比如剔丫枝、搬搬劈好的柴块之类。
廖文刚这个组有四十多人，是由六零高和六零初的同学混合组成的，带队的陈炯如老师是教高中语文的，大约四十来岁，秃顶，只有下面的一圈有点头发，大块头，很风趣。他的拿手好戏，除课上得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外，还有两项特长，一是乒乓，二是象棋。他打乒乓的时候，往往是身子大动而脚步小动，有时接球你会惊呼他后仰得要倒在地上了，他却能一个高高的弧圈球，正好落在对方的台棱上，叫你无从接招，他还会不由自主地口内发声，气势咄咄逼人，只要他一出场，保证观众如堵，笑声似浪。他下棋一定是棋子高高举起，重重落下，轻轻晃动光光的脑袋，盯着对方。嘴里还要说：“看你怎么走，看你怎么走！”学生当中有一个负责的人，姓李，名知明，外号李狗儿，一个白面书生，个子高挑单调，对人很和气，是六零高的团干部。初中这边，董伯才和三班班长李秀芝负责，李秀芝的家就离这一组的目的地天云不远，所以又兼任这一路的向导。这个大组还有廖文刚、殷正清、董存根、钟同、陈学文、龚淑华、王绍全、三班的曹正训、李光玉、四班的郭茂清、尹洪林、李吉吉、五班的鲁近初、徐武德等等。
全校师生员工，除12个老弱的教师和有病的廖清风、袁永林、谈俊云、曾伯庚等同学留校守校外，早晨起来都收拾行李，吃过早饭就背着背包，挎着书包，排成四列纵队，跟随一面红旗，军人似地昂首阔步出发了。队伍在街上还是四列纵队，由李荷艳起音，唱《人民公社好》，这首歌可不是队列歌曲，唱起来悠扬宛转的，把本来是齐步走的队伍，唱成了便步走，陈老师也浑然不觉地只顾挺着胸走路。声音越唱越乱，路也越走越小，四列变成三列，三列变成两列，最后变成一列。这一列，开始三十里路，还像一字长蛇阵，蜿蜒于山道上，逶迤于丛林中；人，一个挨着一个，随山起伏，与路盘旋，可是到了五六十里的时候，这条长蛇就像被宰成了若干节似的，十来个人连在一起，中间出现了相当宽的无人地带。这条长蛇也越走越短，因为不少小组已经插到别的路上去了，最后就只剩下这四十来个人了。这时文刚们才觉察到，他们是最远的一组。
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文刚这一批十二三岁的初中学生和高中班的少数体弱的男女同学进入了真正的大山区，抬头看不见天，只能看见藤蔓、大树的枝叶和缭绕的云雾；低头看不见路，只不过是杂草和各种植物的纵横交错的如小蛇一般盘曲的根。人们走的路，不过是草浅一点罢了。幸好这一路有李秀芝，她就是乌抛的人。他给廖文刚说：“我走路可不慢，故意留下给你们带路，我来上学就要这样走，早晨八点出发，路上吃点带的苞谷粑或者烧红苕，边走边吃，才能赶上学校六点的晚饭。”廖文刚说：“没想到，你来读书会这样艰难。”李秀芝说：“年轻人嘛，这点路算啥！”
沿途的山上地下，泥土全是红色的，那些峭壁断崖，满目屹立，有些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而崖畔山头，长着一种草，不像一般的草，成片成片地长；而是一窝一窝的，一窝草，细细长长，蓬蓬松松，就像一个女子在梳着长发。李秀芝告诉大家，这种草名字难听，叫臭草，其实是香的，可以制造芳香油，是香精的重要原料。走在旁边的陈炯如老师说：“臭草的‘臭’，是一个古字，意思是气味。臭草，是指有气味的草，不是指气味难闻的草。比如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臭’也不是臭味的意思，而是说有钱人家里散发着酒肉的气味。”徐武德说：“不对呀！说发财人家酒肉都臭了，老百姓却饿死在路上，没有人去埋，更能突出贫富悬殊嘛。”
廖文刚说：“陈老师解释得对。”陈老师说：“廖文刚说说理由。”廖文刚说：“一，酒是不会臭的，据说放得越久越香；第二，肉虽然会臭，但发财人那么不讲卫生呀！臭了不会倒掉，还要放在‘朱门’之内？”陈老师说：“徐武德，你同意不？”徐武德说：“勉强说得过去。”陈老师说：“不是勉强，必须这样理解才对。有一句诗说‘其臭如兰’，兰花是香的。可以推知，这个‘臭’字应该理解为‘气味’。”范友三说：“那么狗臭屁，也就是有狗的气味的屁了？”陈老师说：“‘臭’字在古代是‘气味’的意思，包括香气和臭气。但是，发展到后来，词义窄了，就只有‘不好的气味’的意思了。”
大家摆着龙门阵，到了吃中午饭的地方，这里正在开斗争会。一个四十来岁瘦小个子的人，低着头站在一根长凳子上。只听他说：“我只掰了鸡脑壳大个苞谷，想吃个烧苞谷。”旁边就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吼道：“你污蔑人民公社的苞谷才鸡脑壳大！”旁边就有人呼口号：“打倒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坏蛋！”李狗儿一打听，原来别的队伍都过去了，饭已经吃光了。陈老师说：“那就请公共食堂马上煮，不吃饭，那么远的路，这些小孩子是走不动的。”于是找齐公共食堂的人，重新煮。老师同学当然只好坐在那里参加斗争会。
饭煮好了，米饭，菜是黄南瓜，里面还加了点生姜，他们吃完饭上路了，批判会还在开。大家听来听去，就是一件事，这个人偷了一个苞谷来烧吃，被人捉住了。大家在路上又有了议论的话题。廖文刚说：“那个人说只扳了鸡脑壳大个苞谷，是想说明扳的苞谷小自己的罪小，哪晓得被人说成‘污蔑人民公社的苞谷才鸡脑壳大’，那罪名可就大了。”鲁星天比廖文刚大两岁，他说：“那么多身强力壮的人大白天在那里开会耍，喊这些豆包儿大的娃娃去烧钢炭。”廖文刚捏了他的手一下，小声说：“别说这些。”他们的眼前出现了大片苞谷地，苞谷壳还是青的，文刚刚才还在疑惑，一个苞谷的老帐还翻他干啥，原来这些地方山高气候异，断桥河两个月前就收了苞谷，这里却还在吃烧苞谷。
这个队伍小的不过13岁，学生大的，也不过十八岁，这么远的路，很少有人走过。李荷艳已经走不动了，有点埋怨的口气问：“到底还有多远嘛。”陈老师说：“不远了，翻过坳口就到了。”李秀芝说：“我的家，到了天云还要往前走，走这样的路已经一年多了，习惯了，就不觉得太累了。来，给我背。”李荷艳已经累得受不了了，只得把行李给了李秀芝。董存根、李光玉、鲁近初都向前争着分担了一些。翻过了坳口，眼前还是没有尽头的蜿蜒山路。李狗儿这时提了提精神，大声说：“我给小的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当时流行的一些古典小说，寨主叫他的部下就叫“小的们”，李狗儿这样叫既表明了自己是头儿，又表现出了幽默风格和亲和力——大家都有气无力地答道：“好。”
李狗儿说：“从前呀，有一个小姑娘到森林里去玩，迷了路，她就在林子里转呀转，转呀转，转呀转转转，总是转不出去，她想，怎么办呢，天又快黑了，她开始想到爬到树上去，可是爬上树一看，还是望不到边的树。她后来想到了，家里人肯定也在找她，于是她想了一个好办法，生一堆火，烟子飞上天，家里人不是就可以看见了吗？可是身上没有火柴，她想起了钻木取火，可是哪来的钻子？最后确定了敲石取火，先把干树叶干树枝搞了一大堆，然后就找了两块很硬的石头，对着干树叶敲呀敲呀敲。”李狗儿讲到这里不讲了，初中班的同学都急着问：“敲燃了吗？”“你们想她敲燃还是不想她敲燃？”“当然希望她敲燃。”李狗儿说：“那么，后面就是这样的：火星子一点一点地落到干树叶上，火星子又一点一点地落到干树叶上，突然呼的一声燃起来了。后来燃成了熊熊大火，她家里来找着她时，已经烧死在那里了。”
大家听了都感叹不已。郭惠玉说：“这个结尾也太悲惨了嘛，那小姑娘迷了路应该怎么办？”李狗儿说：“所以呀，小姑娘们，小男孩儿们，可不要单独到森林里去哟。几个人去，要做好记号，可以用粉笔或者用小刀划在树上。如果真的迷了路，可以靠太阳、月亮、星星，烧火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在空旷的地方烧，而且要会自己控制火势，森林里是绝对要禁火的。”大家听着故事，都一步一步地向前挨，下午五点过，才到了住宿的地方，天云小学。好在打前站的高中同学已经把稻草和晒垫铺好了，这支队伍只须把被盖放上去就可以睡觉。他们找到公共食堂，草草吃了晚饭，又挨到宿舍，倒头就睡。
第二天，老师同学都起得迟。廖文刚只觉得两腿僵硬。但他知道自己是少先队中队长了，又是跃进分子，三好学生，必须事事带头，也就强挣着起床，找事干。陈老师看同学们个个都步履蹒跚，就让同学们慢慢吃早饭，叫上李知明和廖文刚一同去找公社的同志联系。师生三人出了校门，这才看清，学校的位置很高，放眼就能看见四周重叠的山峦。出门下坡就是一条倾斜的小街，公社就在街的中部，看得出来，是一座古庙改建的。房子高大，屋檐翘起，门口和里面的柱子都大得惊人。接待他们的是公社书记。完全是农民打扮。他说：“你们来得正好，昨天也累了，今天十点钟就来参加我们的三级干部大会。生产队长、大队干部都要来参加。”三个人当然只好点头说“好”。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书记给陈老师泡了一杯茶，李知明就和廖文刚一同回去带队伍来。廖文刚说：“书记大白天也像没有什么事，会也要十点才开。”李知明说：“你这小的们就不懂了，我的家离这里还有十几里路，山区，人少地多，远的有三四十里路，他们要七点钟走，才可能赶上十点的会。”
李知明通知同学们去街上玩了一转，看了看山形水势，等离开会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才把同学们带进了会场。会场很宽大，可能是古庙的大殿，里面安了半屋子长凳子。主席台上挂着“天云公社烧钢炭誓师大会”，会场里人还不多。来开会的人穿的都很破旧，人都肤色黄而健壮。男的都叭叭地抽着叶子烟，女的不多，一般都三两个坐在一起，找些话来闲聊。
李秀芝说：“看来时间还早，白白的坐着，还是坐着。我们来背课文，怎么样？”同学们都说：“好！”于是，同学们把初一初二要求背诵的课文集体背诵了一遍。董伯才看会还开不起来，又请龚淑华领着大家唱歌。会场里，顿时歌声飞扬。同学们的歌都唱累了，人才算基本到齐，书记社长前排就座，都是三十来岁的人。社长穿着黄军装，大嗓门，看得出来是复员军人，他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讲话筒，声音振得大梁上灰尘直掉，他说：“上级要我们完成五万斤钢炭，我们舍一百斤肉，砍光十座山，也要完成。同志们，大跃进的年代，可不要给我拉稀屎，生软蛋！”
轮到书记讲话，他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县城讲到天云公社，从小秋收，讲到种小春，从生产讲到小孩儿不要玩火。足足讲到下午两点半钟，然后是休会吃午饭。
吃了午饭就由各个大队表态誓师。大队长们一个个精神百倍，口惹悬河，他们的发言稿都是写在一张红纸上的，一般都是三个人上台，大队长和书记如两个门神站立左右，手捧那张代表全大队社员心愿的红纸，会计则意气风发地把纸上的文字念出来。只听红旗大队的念道：“东风吹，战鼓擂，烧钢炭，我怕谁。男女老少齐上阵，钢炭烧得像山堆。坚决完成一万斤，庆功会上我干杯！”下面立即掌声雷动。红旗大队的组合还正在把决心书恭恭敬敬地交给公社书记，另外一个组合已经跳上了主席台：“我们火箭大队的决心是，汗水要叫黄河满，斧头要砍泰山光。坚决完成钢炭任务两万斤，就是要当强中强。”这三个还没有下去，两个四十来岁的人和一个妇女已经跑上了主席台，只听那妇女大声念道：“我们卫星大队的决心是，老人学黄忠，青年学武松，烧出钢炭三万斤，大跃进中当先锋。”后面还有说学罗城的，学黄继光的，完成的数字一个更比一个高。场上的掌声和喝彩声，真如涨潮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最后表决心的是红太阳大队，他们的决心是：“要学夸父赶太阳，烧的钢炭用千箩万箩装。装得山上堆不下，到天王老子那里去借粮仓。我们要求完成五万斤！不给我们任务就决不出会场！”全场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人站起来说：“龟儿子王朝柱口气大，一总的任务才五万斤，你一个大队干完了，我们干啥子！”瘦小的书记笑得合不拢嘴，站起来举起双手招呼了半天，才好不容易使会场安静了下来。只听他说：“同志们，真有大跃进的气势，根据各个大队报的数字，我算了一下，我们八个大队，一共报了二十万斤，超出了县委下达任务的四倍。我们就这样报给县委，给国庆九周年献个厚礼！”
等干部们都散了，师生们才去伙食团吃午饭，时间已经下午三点过了。廖文刚边吃着红苕饭边说：“这书记的数字算错了吧。二十万斤应该是五万的四倍，不是超出了四倍。”李秀芝说：“工农干部，文化不高，说得不准确，不必管他。”董伯才说：“大家的干劲真大！”鲁星天说；“我可是背木炭上街去卖过的，一大背才有十五斤，二十万斤，这山上有那么多树子么？”李知明说：“树子倒有的是，问题是砍得了那么多树吗？我们这里可只有斧头。”陈老师说：“吃了饭就上山。不要议论那些。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砍树子。”
吃了饭那位瘦瘦的书记带领师生们到了离公社最近的红太阳大队的公共食堂，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及干部们都在吃饭。书记给同学们说：“这个络耳胡，就是大队薛书记，好认；那个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的就是黄大队长，也好认，你们就帮助这个大队烧钢炭。”他又回头对两个大队干部说：“这些小孩儿，只有剔剔丫枝，你们要安排好，特别要注意安全。老师、学生，都没有搞个这些劳动，不要给他们多少任务，让他们早些休息。”只听黄大队长说：“刘书记放二十四个宽心，不过，因为人人都要参加，斧头和砍刀可成了大问题。”刘书记说：“你不要愁，铁器社正加班加点干，保证学生两人一把刀，十人一把斧子。今天下午，先去山上熟悉一下地形。”
刘书记走了以后，薛书记派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领师生们上山。那姑娘长得壮实，光脚板，黑布裤，毛蓝布衣裳，粗辫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着头在前面走，不过走路的速度可快得惊人，大家都小跑步，还是被她远远地甩在了后头。那路，全在树林中，直直地往上，大家累得汗直淌，她回头见大家掉远了才又停下来。走了半个钟头，才到了山上工地。这里的山上全是高大的青杠树，放眼望去，东南西北都是密密层层的青杠树，越近越粗，越远越密。仰头望去，树高得看不见树梢，好像融进了青天里，太阳光都被浓密的枝叶割成了丝丝条条，落到地上，就圆圆的一小团。粗大的树子，一个人都抱不住。地下是厚厚的树叶，树叶上差不多又躺着一颗孩子们最喜欢的青杠子——形如鸟蛋，外壳黄铜色，可以掏空，当口哨吹，同学们抢着捡青杠籽往兜儿里放。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处长满了一种树，枝干上有刺，叶碧果红。叶子小如出土几天的辣椒叶，果子通红，只有豌豆大小，那红果子，甜酸可口，有人说能吃，同学们就抢着摘来往嘴里塞。当地人称这种树叫救兵粮。
廖文刚见这个女同志，和玉容差不多年纪，只呆呆地站在旁边，就故意向前去问：“大姐，贵姓？”那女青年，竟迟疑地望着他。文刚估计她是没有听懂，又问：“大姐，你叫什么名字？”她微微地笑了：“廖淑花。”“我们还是家门哩。那我真得叫你姐姐了。”那女青年只是笑笑，并不说话。大家在山上玩了一阵，陈老师见森林里雾气渐浓，日色渐淡，就带领大家，由姑娘领着下山回去吃晚饭休息。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人来通知去铁器社拿砍刀斧头。李知明和董存根、董伯才、吴淑芬、刘翠容、彭仲祥这些大同学去提了回来。一共十三把砍刀，五把斧头，还没有斗上斧柄的；还有两把大锯子。吃过饭，这一队师生就持刀提斧上山砍树了。到了山上，朱学文、彭仲祥、钟同他们先砍青杠树枝给五把斧子斗上了斧柄。王绍全去抢过一把，顺手就朝一根青杠树挥起了斧子。董伯才说：“先不要着急，这么密的树，那么多丫枝，砍断了也倒不下来。我们去从比较稀的地方砍起走，砍口应该朝倒的方向。”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到林子里去找适合砍树的地方。王绍全砍了几斧子，已经双臂酸麻，连说：“这树好硬！好硬！”只好把斧子交给了陈学文。李知明说：“不硬还烧不成钢炭哩！”
他们找到了一片较为空阔的地方，左边是大片救兵粮，右边是大片青杠林。五把斧子，先选了两棵大树。几个60高的同学，抡起斧头就“乒乒乓乓”地砍起来。回声在山林间震响。其余同学都围着观看。陈老师说：“廖文刚、李秀芝，你们两个负责安全，看见树要倒了，就组织大家疏散。不要说打倒一个人，就是打伤半条腿都麻烦。”廖文刚学着昨天誓师大会上的腔调答道：“老年学黄忠，青年学武松，树子要倒时，撤退打冲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斧子可不轻，高中的同学也只能抡十几下就要换人。高中的累了，初中的又争着上，他们一般都只能抡几板斧。廖文刚接过斧子说：“我们来个车轮战法，我是程咬金，三板斧来了！他抡起斧子，大家数着一、二、三、四！”廖文刚把斧子交给鲁近初说：“不行，不行，不过我还比鲁王多抡了一板斧。”鲁近初说：“要是在隋朝末年，你也可以去当混世魔王了。”大家边吹牛边砍。廖文刚见树子没有砍着的部分不多了，就说：“撤退吧，等会儿人多，你撞我，我碰你，怕出事，我们远远地站着看，抡板斧的，就轮着上。”大家见这树子实在高大，都渐渐地离开了树子，远远地站着看。同学们又抡了一轮斧子，李知明说：“你们都通通走开，我一个人断后，先把这棵砍倒，再把那棵砍倒。”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砍树，都小心翼翼，很听招呼。跑开二十几米后，大家都回身站定，凝神屏息地看大树的变化。“李知明快跑！”李荷艳大声叫道，“树子要倒了！”树子发出了“嘎嘎”的响声，李知明慌忙跳开，躲到了别的大树背后，大家都等着那“轰隆”一声巨响，李荷艳还用手捂住了耳朵，可是大树只是歪了一下，并没有倒下来。
等了好一阵不见动静，李知明又闪出来，抡起斧子，照着没有断的部分，猛砍了两斧子。树子猛地往下抖动了一下，“闪开！”董伯才急得大叫。李知明又闪电般躲到了树林中。那树子可还是不倒。原来砍口比较小，砍断的部分，上下靠在了一块，背部并没有断，又形成了新的平衡。这后面的施工可就更加惊险了。陈老师说：“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套根长绳子，大家用力拉。”李秀芝说：“有的是藤子，我去砍些来。”殷正清、王绍泉、袁永林等都拿着砍刀跟着李秀芝没入了森林中，一会儿，他们抱回了许多藤子，粗的有两个拇指粗，细的也有大人的手指粗。陈老师又指挥大家把藤子连起来，一共结成了两根二十五米长的绳子。李知明说：“爬树结绳是行不通的，我抛一下试试。”他把藤子挽成一团，向最近的丫枝扔去。“成功了！”同学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李知明把另一头打好死扣，把横过树枝掉下的那一团，理出头绪，从死扣中穿过，轻轻一拖，就套在丫枝上了。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根藤子也套上去了。然后二十四个人分成两队，背对大树，手握绳子。陈老师负责指挥：“用劲，一二三！一二三！”只听哗啦一声巨响，树子向队伍方向砸了下来。掀起的一阵狂风把几个同学散开纽扣的衣服都吹到头上去了。树叶竟然给了最后两位同学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好些同学都吓得惊叫着跑了十几步才回过头来看。那根树几乎把这个空阔的地方占满了。李知明大声说：“小的们，向丫枝进攻，粗一点的要砍成一米长一米长的几段，并且整齐地码成一堆。”
这群初二学生，虽然除李荷艳、程茜平、李玉芳、邱丽华、郭惠玉等同学外，都是农民出身，可是在家时，拿砍刀的事儿，还轮不到他们。因此，他们刀握在手，颇觉新鲜，挥刀砍枝，也觉有趣。因此，听见李组长下了命令，大家都向大树奔去。不过，青杠树的丫枝也非等闲之物，粗的竟也有小碗那么粗，砍起来，也非易事；幸好是两人一把刀，一个累了一个上。高中的同学就拉锯子。只听山上“叮叮当当”砍刀响，“唰唰唰唰”锯子唱，没有工具的同学，就在旁边谈笑风生，还真有点伐木场的味道。开始，每个人都能砍二三十下，到砍了个把钟头，力气大的也只能砍七八刀了。细的都砍光了，粗的，砍刀也把它没办法，只有靠大同学的斧子和锯子。小同学们又等新的树子被砍倒。
锯下来的大树筒，高中生们还要用斧子把它们劈成大人的腿肚粗细的“柴块”。同学们看着望而生畏的大树筒，比廖文刚可矮不了多少，单凭斧子是不行的。李知明说：“我们物理上学的‘劈’能派上用场了。”他们把手臂粗的丫枝前边砍成锋刃状，用斧子把大木棒砍出一个口子后，就把这种劈打进去。用斧头背狠狠地砸粗的那一头，还真有效，大木头被砸得裂开了口，同学们又不断地用劈，把大块的弄成小块的。一棵一棵的大树筒就这样被这些学生变成了一堆一堆的“钢炭坯子”。
砍倒的树子越来越多，砍下的树丫枝把空地都塞满了，李狗儿就说：“小的们，把这些不要的树枝，尽量拖走，朝山崖下推。”六零初的小同学们，就向树枝丛中钻，拖着不要的树枝向山崖边走。有一丫树枝比较大，刘淑花去拖了一下，拖不动。李吉吉说：“看我的！”李吉吉弓着背，奋力向前拖着，已经要到山崖边了，李吉吉拖的树枝却被大树卡住了，李吉吉停下来，面朝着大树，使出全身力气猛力一拉，谁知树丫枝已经背拉成了弓形，说时迟，那时快，李吉吉变成了弦上之箭，“叭”的一声，脚下一滑，人向山崖边滚去，看见的人都一声惊叫，李吉吉急中生智，险处出招，抓住了崖壁上一棵小树，同学们赶快奔过去，俯下身子，几个人才把李吉吉拖了上来。大家俯瞰着烟雾缭绕的山崖下，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鲁近初说：“李吉吉呀，幸喜你名字改得好，逢凶化吉，要是跌下去，就得开追悼会了。”李吉吉说：“首先得感谢这棵小树。”廖文刚说：“首先得感谢你的父母，把你养了这么大，长了这么长的一双手，长了在这么紧张时还没有吓糊涂的脑袋。”王绍全说：“还得感谢这座山，偏偏就在那里长了那么根树子。”董伯才说：“这就叫偶然中有必然。李吉吉跌倒是偶然的，李吉吉有这些素质，山上有这些树木，使李吉吉能化险为夷，就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
白天干得欢，晚上同学们才感到了手臂酸软，到了第二天早晨，同学们个个腰酸背疼。无论举起斧头砍还是抡起大刀砍，砍下去的那个反作用力，都震得手臂生疼，震得腰腿也酸痛难当。但同学们都没有一个人叫痛叫苦，他们知道，这就叫锻炼。但毕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天的进度，比第一天慢了一半都不止。李狗儿有点焦急，给陈炯如老师说：“这么慢，怎么能完成任务？”陈老师说：“同学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劳动，可想而知，累还是小事，疼，就不好解决了。”廖文刚在旁边听见了他们的对话，说：“累和疼，都可以转移。我听妈妈讲《东周列国志》，管仲带领部队过一座大山，战车上不去，士兵们都累倒了，走不动。管仲就编了一首歌让大家唱。大家一唱歌就忘了疲劳，翻过了大山。”陈老师说：“好办法，组织大家唱歌。”于是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歌声。进度真也有所加快。
有一天，廖文刚休息时去山梁上玩，看见山梁下有好些社员在挖大坑，就约了陈学文、王绍泉、钟同、董伯才去看过究竟。“大叔，这么大的坑挖来干啥？”廖文刚问。“造窑。钢炭就要在这里烧出来。”“埋在下面？”“你没有见过砖瓦窑吗？和烧砖瓦一样。”廖文刚确实还没有看见过砖瓦窑，想不明白。袁永林说：“我看见过，上面还要密封，只留一个门点火。”廖文刚差不多又来这里看一看，那坑有两人深，方形的，有十来米长，三四米宽，只有南边有一个能进人的门，上面用竹子和泥盖了顶。廖文刚溜进去看了一下，冷森森的。等大窑造好后，漫山遍野的社员和学生就把砍成的青杠柴块陆续运到炭窑旁。总指挥是一个烧瓦师傅，已经白发苍苍的了。他指挥大家把青杠柴从里到外、从下到上整整齐齐地码到炭窑里去，只在进门一公尺处留下点空地放干柴。一切准备就绪，烧瓦师傅就点燃干柴。直到里面大火烧得轰轰响半小时左右，烧瓦师傅才指挥大家封闭窑门。
廖文刚有些担心地问：“要是全化成了灰怎么办？”吴长周说：“不会的，窑该造多大，里面该放多少柴，那是计算过的，里面的空气，刚好够使这些柴炭化。”过了三天，廖文刚又去看，窑门已经打开，看得见里面全是黑得发亮的钢炭。廖文刚又顺路走上窑顶去玩，左脚站在路上，右脚踏在窑子盖顶上。董伯才一把把他拉开：“鞋燃了！”廖文刚弯起右脚一看，大吃一惊：“布鞋底都快穿了！”
十月的镇阳、天云、乌抛，满山遍野是砰砰的砍树声，无数棵高大的青杠树轰轰倒下。满山遍野，烧炭的浓烟滚滚。而烧钢炭，是夜以继日进行的。年龄稍大的同学，比如董存根，苏绍儒，他们晚上要守钢炭窑，运料的，也要加夜班，无数的灯笼火把在山林里闪烁。师生们，都身穿单衣，汗流满面，搬运着木柴。加夜班的同学，都是两小时一换。时间虽然才十月，山区的夜晚，风是很凉的，一到换班的时候，同学们钻出被窝，走向山头，冷得浑身哆嗦，但一到了工地，立即投入搬运和守窑子的工作，一会儿就浑身发热，直到大汗淋漓。而下班的同学，又由热到凉，许多同学都累得不去洗一洗，就躺到了床上，盖上了被子。七天的烧钢炭时间，同学们都是这样过的。
终于，钢炭被社员和师生从窑里取出来了，堆得小山似的。廖文刚仔细观看钢炭，都保持着木柴的原状，只是细瘦了些，一根一根，黑得发亮，用手指一敲，真的还叮当有声。“我们成功了”的欢呼声在千山万壑回响。
烧钢炭要结束的头一天下午，公社书记来山上看同学们，表扬了这个窑的干部群众。他说：“你们真正为大炼钢铁出了大力，不像那几个窑，全烧成了灰。半个月的时间，你们就把这座大山砍光了，我们计划，明年全种上玉米，按大跃进的精神，亩产千把斤不成问题。这都是老师同学们对我们红太阳的巨大帮助！最后还有一个光荣任务，明天，要请你们把钢炭运到集益上汽车，这批钢炭，说不定要运到成都、运到北京去哩！”同学们听了都欢呼雀跃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师生们就按公社书记的指示起床吃过早饭，然后带着昨晚上社员送来的背篼、箩筐到了炭窑旁。大同学一般挑箩筐，小同学、女同学都背背篼，全大队的社员也都来了。同学们都按大跃进的精神，把背篼、箩筐装得满满的。陈老师见了，对廖文刚说：“快给小同学们说，尽量少装，尽量少装！知不知道这里到集益是多少路？50里！你们空手走都不行，在路上背不起，谁有能力帮你？”廖文刚一听，大有道理，于是小声通知大家。大家都把装好了的倒了一半出来。陈老师背了一个很大的背篼，只是底部有些钢炭，大约有五六斤吧。
队伍上路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山上还有点淡淡的雾。山道上背篼和箩筐的运炭大军，蜿蜒如长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开始同学们都觉得，运炭比起搞得人臂麻腰酸的砍树劈枝工作，轻松多了，毕竟只是两只脚向前迈的问题嘛。可是太阳渐渐升高了，虽说是晚秋天气，那太阳也并不温柔，到太阳当顶的时候，行程还剩十里，可同学们又到了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挨的地步。陈学文挑着一大挑钢炭走到了前面。廖文刚说：“大的们，又讲讲故事吧。”李知明挑了一大箩筐，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他喘着气说：“小的们讲吧。”廖文刚听了陈老师的话背得不多，这时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了，但还是来了个当仁不让，就讲起《说岳全传》来，大家一边听着故事，一边走着。下午一点钟就到了集益。把钢炭交了，才得到通知，今天必须赶回学校，明天要上课了。师生们一听，连忙到伙食团匆匆吃过午饭，就赶回天云公社，还了背篼箩筐，打起背盖卷又往井研县城赶。
天云到集益，往返一百里，天云到井研县城又是70多里。同学们都已经累得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但还是背着行李，有的手里还提着东西，离开天云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大家都已经走了一百里，人人疲惫不堪。但是县城的学生想到马上就要回家，其余的同学想到马上就要回学校上课，也都有了“归心似箭”的冲动。一路上同学们已经是在用毅力和本能走路了。脚都已经麻木。大家都默默无声地走着。看着太阳下山，看着月亮从东方升起，廖文刚和城里的同学，还有老师，都落到了后面。李荷艳一屁股坐在地下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温兴忠说：“把背盖给我吧。”“不。”李荷艳靠在背盖卷上说。廖文刚俯下身来问：“不走了？就在这里过夜？”温兴忠说：“给我背，看我们男子汉，背起两个人的被子，我还能跑。”郭茂清说：“快起来，一坐下，就爬不起来了。”郭惠玉说：“我们今天，都在创造纪录，只要一到井研，我们就走了170里。”鲁近初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上午跃进到集益，下午跃进回天云，晚上又跃进回井研。”廖文刚说：“我父亲有一句名言：‘不怕慢，只怕站，更怕坐。’就这样慢慢地走，今晚上也一定要走拢井研县城。”
程茜平和李玉芳、邱丽华、雷碧群一同扶起李荷艳说：“我们的腿脚都麻了，这荒山野岭的，哪能躺在这里。我们扶着你走。”温兴忠趁机取下李荷艳的背盖，重在自己的被盖卷上就走。廖文刚大声说：“我们就把自己当成长征战士，前面有敌人，冲啊！”并大步向前跑去。同学们都互相鼓励着，互相搀扶着，看见谁掉在后面了，就放慢脚步，争着去给他拿行李。程茜平、邱丽华、李玉芳、雷碧群还不时唱几句歌。他们九点左右才到了井研县城，同学们都大吼：“我们胜利了！”同学们一回到家里、学校，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腿脚都跛了一个多星期。
第二天早自习时，班主任刘真老师也跛着脚等在教室门口了。刘真老师这一次劳动，在带领另外一个组。等同学们都坐好后，他把教室扫了一眼，问：“陈学文呢？”有同学回答：“昨晚上就没有回来。”刘真老师的脸一下就沉下去了，说：“昨天，同学们都表现好，我们都体会到了一百七十里路的滋味。我们想一想，红军长征，前面有敌人的阻截，后面有追兵，住的地方，吃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通过昨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应该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怎么珍惜？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不能象陈学文那样，当逃兵！”
刘老师当然不知道陈学文的情况。班上也没有人知道。原来陈学文挑得多，还走得快，最先到了集益，把钢炭交了之后，挑着箩筐正要返回天云。正好和一个亲戚在集益场头邂逅相遇。那位亲戚见了陈学文，焦急地说：“陈学文，还不赶快回家去看看，你的爹和妈昨晚上又挨了斗争，你母亲昏死在会场上，被抬回家去了！”陈学文一听，忧心如焚，问：“为什么斗争他们？”那亲戚说：“社里动员搞深翻、密植，你爹妈都说‘把生土翻起来，哪能产粮食？麦子点那么密，怕种子都收不回来。’黄书记就说他们是‘反对大跃进’、‘反对社会主义’。”陈学文把箩筐交给亲戚保管，就直往家里赶。集益到研经只有十来里路，而到陈学文的家只有几里路。他知道他的父母自从解放后就一直是老运动员，经常挨斗争。原因，他是知道的，他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只是因为一件债务。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47年底，几个相好的朋友。为了能集中财力办点事情，起了个会。1949年，这会该陈学文的父亲陈国章得。家里装满了会员交的豌豆。起会的朋友中，有一个赌棍，赌输了，别人逼债，没有办法，就来找陈国章商量，要借这些豌豆去卖。陈国章考虑，对门挨户的，便借给了他，并写了借条。可是当年年底，就解放了，这位赌棍当了干部。按政策，解放前的所有债务完全一笔勾销。陈国章却想不通，明明是你赌输了借的，我又不是地主、富农，我连利息都没有要，又不是什么高利贷，凭什么不还。我当时如果不借给你呢？陈国章就经常去向这位当了干部的朋友要。这个人火冒三丈，给陈国章安上了要“变天帐”的帽子。陈学文的母亲夏述华也一同被抓去斗争。没有想到已经斗争了9年，到了1958年，还会这样斗。陈学文回到家里，见母亲躺在床上。他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只是说：“我没什么事，只是病了。”陈学文说：“他们说，又斗争了你们，你在斗争会场上昏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他母亲却很冷静地说：“乱说！这是谁给你说的！你要好好读书，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他的父亲也给他说：“一家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快回学校去！管不了的事，你就不要管！”
陈学文完全不知道同学们已经返校读书了，在家里住了一天，到集益从亲戚家挑起箩筐去了天云，那里的社员说：“同学们大前天就回学校去了。”陈学文急得满头大汗，小跑步地赶回学校，已经是第三天第三节下课了。他到寝室里遇见龚淑华，龚淑华说：“前天早自习时，刘老师大发雷霆。你要倒霉哩，还不赶快去向老师承认错误。今天中午，学校为了慰劳师生烧钢炭的辛苦，会餐，每个同学都发了票，凭票进餐。你快去找刘老师，先承认错误！”陈学文连连点头，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心里真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陈学文忐忑不安地挨到了刘老师办公室旁，低声喊了一声“报告”，旁边的吴北延老师喊了一声“进来”，陈学文慌忙进门站到了刘老师的桌子旁边。刘老师抬起头，见是陈学文，顿时满脸怒色地说：“你还来学校干什么！回去呀！为什么又当了可耻的逃兵！”陈学文哪敢说实话。只得低着头站着。刘老师看了一眼陈学文满是汗渍的衬衣，放缓了语气说：“我还要怎样教育你？为什么要逃跑回家！你是学生，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好的前途，你现在回家去起得了什么作用！”刘老师边批评边写了一张纸条给他：“去找胡化南老师，领票参加会餐。”陈学文恭恭敬敬地给刘老师敬了一个礼，才拿着纸条去了。
会餐以后的几个晚自习，六零初一班都在刘老师主持下，批判陈学文。陈学文不敢讲出实情，任凭老师同学如何上纲上线地分析，他只是说：“我以后一定改正。”
上几何的李永毅老师，知道陈学文挨了批判，差不多又找他谈话，说：“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忍着点，说话要注意对象，俗话说‘逢人只讲三分话’，是有道理的。人心隔肚皮，祸从口出。你要记住。”李老师给陈学文说这些话时，谭碧芝正好进来交作业本，她慢慢地进来，轻轻地退出去，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四班的郭茂清喜欢看书报，一天，他高兴得大叫着奔进教室说：“亩产水稻13万斤，以后不愁没饭吃了！”袁永林问：“谁说的？”“报上登的。”苏绍儒说：“那是哄傻儿的。”郭茂清愣了，问：“我们这些地方能亩产多少？”教室里的卢翠华、袁永林等同学争着回答：“四五百斤吧，能产八百斤，就是高产了。”郭茂清想了想说：“原来又在吹！”